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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铭暄逝世，中国现代刑法学论争

Tue, 10 Mar 2026 00:00:00 +0000

2026年2月26日，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因病逝世，享年98岁。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法学家，高铭暄的一生堪称中国刑法的活化石。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撰写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专著，并主编了第一部全国统编的刑法学教科书。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大地上每一份刑事判决书的背后，都有高铭暄奠定的理论基石。

然而，科学的规律就在于不断地反思与超越，法学自然也不例外。在缅怀高铭暄历史功绩的今天，我们也正处于中国刑法学经历深刻转型的节点。近年来，中国刑法学界围绕着 “四要件"与"三阶层” 两个犯罪构成体系，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这场论争，表面上看是学者们在书斋里的争辩，但其底层逻辑，却是国家刑罚权如何行使，以及每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宏大命题。

高铭暄：一部中国刑法的活化石

要理解高铭暄对中国刑法的贡献，我们要把目光投向1928年5月的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叠的小渔村。高铭暄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与法律世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的父亲曾历任杭州地方法院推事（相当于现在的法官），以及浙江高等法院审判员，他的叔叔和大哥也都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在这种浓厚的家学渊源熏陶下，高铭暄自幼便对法律产生了强烈的向往。9岁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高铭暄的父亲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卖命，愤然弃官回乡，赋闲在家，并在闲暇之余严格督促高铭暄读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温州中学。当时的温中校长，著名的教育家金嵘轩举办全校征文大赛，题目是《如何建设新温中》，年少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一举夺冠，扬名全校。

1947年高中毕业时，高铭暄展现出极高天赋，他同时被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录取。他选择了浙江大学法律系，随后因时代变迁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并在1951年升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深造。在人大，他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苏联法学专家贝斯特洛娃、达马亨等人，系统地接受了刑法学的专业训练。1953年，高铭暄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此开启了他躬耕教坛七十余载的传奇生涯。

漫漫立法路：从第22稿到第38稿

新中国成立前夕，基于彻底摧毁旧国家机器的政治考量，中央作出决定，废除国民党政府"六法全书"，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一破旧立新的决定，导致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在惩治犯罪时处于 “无法可依"的真空状态，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往往单凭政策，或者依赖《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零星的单行法规。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 《宪法》正式颁布，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终于被提上了日程。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组建了刑法起草班子，受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当时，刚刚留校任教一年的高铭暄，凭借扎实的学术功底，被抽调参与起草工作。这一年，他年仅26岁，是整个起草小组中最年轻的一员。

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料到，这项工作，他一干就是25年。

刑法的起草过程，是一场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跋涉。起草班子夜以继日地工作，广泛收集案例、研究国内外立法，到1957年6月写出了第22稿，又在1963年10月，打磨出了第33稿。这个第33稿甚至已经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审查同意，眼看就要正式完成。

然而，随之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法制建设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起草工作被迫全部中断，中国人民大学甚至一度停止办学，高铭暄本人也经历了下放劳动，后被分配到北京医学院，一待就是八年。在这漫长而苦闷的岁月里，高铭暄始终保存着当年起草刑法的各种资料文献，等待着法治春天的再次来临。

终于，1978年10月，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近，国家明确提出了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刑法立法迎来了 “第三次上马”。起草班子在1963年第33稿的基础上迅速重启修订。经过反复推敲和激烈争论，最终形成了历史性的第38稿。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高铭暄百感交集，他后来回忆说，这结束了新中国三十年没有刑法的历史，也宣告了"不引用法律条文的刑事司法文书一去不复返了”。从当初26岁的青年学者，到此时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汉子，高铭暄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全部倾注在了这38稿的字里行间。

为了留下这份珍贵的历史记忆，高铭暄在1981年出版了 《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这不仅详细记录了1979年刑法从第22稿到第38稿定稿阶段的争议与修改过程，更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出版不到一个月便被抢购一空。

“四要件"理论的确立

有了刑法，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司法机关在具体的办案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认定一个人是否构成了犯罪？这就引入了刑法学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理论——犯罪构成理论。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建国初期废除了旧法统，新中国的法学教育走上了一条 “以苏俄为师”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初，以贝斯特洛娃为代表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政法院校授课，他们带来的，正是当时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四要件"理论。

为了让大家在当时的百废待兴中迅速掌握定罪规律，1957年，高铭暄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集体撰写了 《刑法总则讲义》，重点引介了"四要件"理论，标志着这套学说在中国的落地。到了1982年，为了适应恢复高考和法制重建的需求，司法部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编写全国统编教材。高铭暄与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当时学术界并称 “北高南马”）合作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学》统编教材**。这本教材总发行量接近200万册，彻底将"四要件"理论确立为中国刑法学不可动摇的基本框架。

什么是"四要件"理论？该理论认为，要判定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四个像拼图一样的要件：

第一，犯罪客体：也就是这个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比如杀人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盗窃犯侵犯了财产权。

第二，犯罪客观方面：这指的是犯罪活动在客观外在的表现。包括行为人做了什么、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第三，犯罪主体：也就是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是不是达到了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不是精神正常。

第四，犯罪主观方面：这指的是行为人做这件事时的心理状态。他是故意的，还是过失的？

在"四要件"理论的逻辑体系下，这四个条件是一种 **“一存俱存，一损俱损”**的关系。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在脑海中画一个十字架，把这四个要件一一填入。只有四个条件全部齐备、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才能认定犯罪成立。这种强调 “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模式，直观、清晰、极易上手。在当时司法人员法律素养普遍不高的历史背景下，“四要件"就像是一把极其高效的快刀，为中国司法机关迅速理清案情、准确打击犯罪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四要件"到"三阶层”：一场刑法学界的世纪之争

然而，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矛盾和犯罪形态也变得日益复杂（比如出现了各种新型的经济犯罪、金融犯罪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规定了130个罪名的1979年刑法，开始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从1981年到1996年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密集出台了20多个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来"打补丁”。直到1997年，国家决定对刑法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高铭暄作为立法专家，再次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1997年刑法不仅大幅增加了罪名、调整了刑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这三大基本原则。高铭暄一生都在坚持和呼吁“罪刑法定”——罪名绝不能类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一原则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刑法真正走向了现代化，也为中国刑法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立法的完善为刑法学理论的繁荣提供了土壤。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法学教育的开放，大批中青年学者（如陈兴良、周光权、张明楷等）开始远赴德国、日本等传统法制强国深造，并系统地翻译引入了大量德日刑法学文献。

这些"新兴学者"们带回了一套全新的定罪逻辑——也就是源于德国的**“三阶层"理论**。这套理论主张，在认定犯罪时，法官的思维不能像四要件那样是"平面拼图”，而应该像是一个有着三个严密过滤网的漏斗。

具体来说，“三阶层"分为三步：

第一层，构成要件该当性：这纯粹是一个事实判断。法官只看行为人的动作和结果，是不是表面上符合刑法条文的描述。比如你拿刀把人捅死了，这就是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该当性”。

第二层，违法性：这是对行为的客观价值判断。行为虽然符合法条描述，但是在整体法律秩序下，这种行为有没有正当的理由？如果存在这种正当理由（比如你是为了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那么你的行为在法律上就是被允许的，自然就不违法。

第三层，有责性：这是对行为人的主观谴责。如果你的行为符合法条描述，又没有正当理由，法官还要看能不能在道义上谴责你。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辨认能力的重度精神病人，或者你是在他人的胁迫下干的，那么法律认为你没有"责任”，同样不构成犯罪。

“三阶层"理论的引入，在中国刑法学界无异于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陈兴良等学者旗帜鲜明地主张，应当进行 “刑法知识转型”，实现犯罪论体系的 “去苏俄化”，全面拥抱德日阶层理论。他们尖锐地批评四要件体系，认为它不能明确区分"违法"和"责任”，缺乏递进过滤的逻辑，在面对复杂疑难案件时容易导致无章可循，法官"只能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悟中完成生杀予夺的裁决"。

而传统学者阵营则坚决反击。他们认为，四要件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司法实践打磨，已经形成了深厚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契合。如果彻底"另起炉灶"，会导致基层司法人员思想混乱。而且，将人权保障不力的黑锅完全扣在四要件理论头上也是荒谬的。人权的保障靠的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和具体制度的落实，而不是单纯玩弄概念游戏。

这场学术交锋在2009年的国家司法考试中达到了高潮。当年的司考命题在某些案件的定性判断上，开始明显向"三阶层"的逻辑倾斜，这在法学界引发了巨大的震动与争议，甚至有学者戏称这是刑法学界的**“诸神之战”**。

四要件 vs 三阶层：一场逻辑上的深度剖析

各位看到这里可能会有疑问：四要件和三阶层，不都是把犯罪的条件拆分开来吗？无非一个是四个篮子，一个是三个漏斗，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那么多顶尖的新生代学者笃定地认为，三阶层在逻辑上更加严密？

为了解答这个硬核的专业问题，我们需要在逻辑层面进行一次深度的剖析。

在处理简单案件时，任何理论都会显得游刃有余。检验一个理论是否严密，必须把它放在边缘的、极限的疑难案件中去施压。陈兴良等学者正是通过对极端案例的分析，犀利地指出了四要件的逻辑硬伤。

场景一：正当防卫的逻辑困境

假设你走在街上，一个歹徒拿刀要杀你，你为了自保，夺过刀把他反杀了。这在法律上叫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

在四要件看来，这件事很别扭。因为法官认定你不构成犯罪时，必须解释你缺少了哪个要件。你杀人客观上造成了死亡（有客观方面），你是个正常成年人（有主体），你就是想弄死他来自保（有主观故意）。那到底缺了啥？传统教材只能勉强解释为"排除了社会危害性"，于是硬生生地在四要件的理论大厦旁边，搭了一个**“排除犯罪事由"的独栋别墅**，把正当防卫塞了进去。这在逻辑上是断裂的。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逻辑如丝般顺滑：你的反杀行为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事实成立）；但是到了第二步"违法性"审查时，因为你是在面临不法侵害时正当防卫，这在法律价值上是受鼓励的正当行为，因此阻却违法。因为不具有违法性，所以无罪。逻辑闭环，完美解释。

场景二：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这是另一个最能体现三阶层理论逻辑严密性的经典场景。假设一个成年人张三，教唆一个13岁的未成年人李四去入室盗窃。

在四要件的逻辑下，一个人只有同时满足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这四个要件，才能被认定犯罪。但是，13岁的李四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他缺乏"犯罪主体"这个要件，因而不构成犯罪。问题来了：如果李四连犯罪都不构成，那张三的"教唆犯"身份依附于谁呢？ 为了给张三定罪，传统理论往往只能绕开共同犯罪，引入"间接正犯"的概念来打补丁，也就是把李四当成张三作案的、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这在理论的自洽性上显得十分局促。因此，在四要件论中，所有的要件都是混在一起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违法与责任没有区分，从而导致了这种定性上的逻辑困境。

但在三阶层理论看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因为阶层论清晰地区分了违法与责任。13岁的李四实施了入室盗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客观事实，满足了第一阶层构成要件该当性。同时，李四没有任何正当防卫等合法理由，满足了第二阶层违法性。因此，李四干的这件事情，在法律评价上绝对是一件非法的、错误的事情。阶层理论认为，教唆犯等共犯的成立，只要被教唆的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就足够了，不要求被教唆的人最终必须受到处罚。既然李四的行为已经跨过了前两阶层，被认定为"违法"，张三作为教唆者，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成立了教唆犯。最后，法官在第三阶层单独审查李四的责任。因为李四才13岁，心智尚未成熟，法律在主观上不对他进行谴责。所以李四不用承担责任，无需受到刑罚处罚。但张三作为一个成年人，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必须承担教唆犯罪的刑事责任。

大家看懂了吗？三阶层极其明确地区分了"违法"和"责任"。行为是错的，所以教唆者要受罚；但实施行为的小孩情有可原，所以小孩不受罚。这种**“从客观违法到主观责任"层层递进的体系**，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精准，将行为的客观对错与行为人的主观可谴责性完美剥离。这就是为什么刑法学界呼吁引入三阶层的深层原因所在。

不可抹杀的历史丰碑

当然，在探讨理论升级与变革时，我们绝不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四要件理论在今天面临着怎样的批评和挑战，以高铭暄为代表的第一代刑法学家所立下的历史丰碑，是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容抹杀的。

在建国初期那种法治资源极度匮乏、甚至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中，是高铭暄这代人，为新中国的刑事法制搭建了最初的避风港。四要件理论虽然在逻辑上有瑕疵，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凭借着简单易懂、便于操作的优势，成功指导了数以百万计的司法案件，为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权威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高铭暄一生对刑法事业的卓绝贡献，也赢得了国际国内的最高赞誉。2015年4月，因在刑法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高铭暄荣获国际社会防卫学会颁发的**“切萨雷·贝卡里亚"奖**，该奖项素有**“刑法学界的诺贝尔奖”之称，高铭暄也成为获得该奖的亚洲第一人**。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党和国家授予他**“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这也是法学界迄今为止唯一的代表。

学术之所以能够进步，往往就在于前人的肩膀足够宽阔。高铭暄最令人敬佩的，不仅是他等身的著作，更是他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与"仁而爱人"的教育家精神。

他自1984年成为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培养了60多名刑法学博士，这些弟子如今已是法学界的中流砥柱。有趣的是，很多激烈批评"四要件”、积极倡导"知识转型"的领军学者（如陈兴良教授），正是高铭暄的亲传弟子。

面对来自后辈的颠覆性挑战，高铭暄从未运用权威进行打压。他曾在教导青年教师时留下这样一段话：“给本科生讲课要注重打基础，有争议的问题先不要讲；给研究生讲课要把正面和反面的意见都讲明白讲透彻；而给博士生讲课，则要讲最前沿的内容，启发他们自己思考”。他一生践行着**“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理念，这种容忍异见、鼓励创新的大家气象**，正是中国法学得以不断自我迭代、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展望未来

站在高铭暄逝世的历史节点上眺望未来，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趋势已经非常清晰。

首先，理论体系将从封闭走向全面兼容。 关于犯罪构成模式的改革，目前学界有"重新排列四要件顺序论”、“在原四要件基础上增减要件论"以及"另起炉灶全面引入三阶层论"等多种主张。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刑法理论不会是纯粹的德日照搬，更不会退回苏联老路。而是在深刻总结中国本土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将现有的要件要素统合于"构成要件"之下，进而构建出一个既兼顾逻辑严密性，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刑事当罚性"的新型阶层模式。高铭暄生前也曾告诫年轻学子，一定要重视刑法学的国际合作交流，既学习他国长处，又要敢于宣传自己。

其次，刑罚理念将彻底完成从单纯的"社会防卫"向"人权保障"的深刻转型。 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刑法不仅仅是惩罚犯罪的"刀剑”，更应当是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大宪章”。通过引入阶层理论中严密的逻辑过滤机制，未来的司法裁判将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确保每一次生杀予夺的裁决，都经得起最苛刻的逻辑检验和伦理拷问。

最后，面对新时代的挑战，立法修法机制将更加精细。 正如高铭暄晚年所指出的，未来新中国刑法需要坚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正刑法，持续推动刑法体系和立法技术的进一步科学化。无论是应对复杂多变的网络犯罪，还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空白，都需要理论界提供更加精密的法律工具。

高铭暄离开了，带走了一个充满激情与筚路蓝缕的时代。但他亲手铺下的第一块法治基石，以及他鼓励变革、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将永远指引着后来的中国法律人。对高铭暄最好的纪念，不是把他的学说封在神龛里顶礼膜拜，而是继承他的胆识，勇敢地推动中国法治的转型与升级，在严密的逻辑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中，将中国的法治大厦建设得更加坚固。

凯文·沃什是谁？他将如何影响世界经济

Fri, 30 Jan 2026 00:00:00 +0000

2026年1月30日，在经历了数月的猜测、公开与隐秘的政治斗争后，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正式宣布提名凯文·沃什（Kevin Warsh）担任下一任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川普的措辞充满了其标志性的个人色彩，他称沃什为“中央选角”（central casting）的完美人选，并预言这位前美联储理事将成为“伟大的、甚至是历史上最好的美联储主席” 。

这一决定标志着现任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时代的终结，也预示着美联储这家百年老店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政权更迭” 。然而，这并非是一次在鲜花与掌声中完成的平稳交接。就在提名宣布的同时，美联储总部——那座位于宪法大道上的宏伟建筑——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法律风暴中心。司法部针对鲍威尔的刑事调查正在进行，关于大楼翻修成本超支的指控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一位美联储官员的头顶。

凯文·沃什，这位曾经的华尔街金童、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雅诗兰黛家族的女婿，如今肩负着川普总统对“低利率”和“去监管”的双重厚望，从斯坦福大学的象牙塔重返权力的角斗场。世界不禁要问：这位曾经的通胀鹰派，将如何在一个民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动荡且债务高企的时代，掌舵全球金融体系的旗舰？他的上位，究竟是美联储回归传统的开始，还是其独立性彻底丧失的序曲？

权力游戏的棋局——美联储主席的王座之争

要理解这场权力斗争的惨烈程度，首先必须通过透视镜审视美联储主席这一职位的真实分量。在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中，美联储主席被广泛认为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的第二大实权人物，甚至在某些维度上，其对市场的影响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联储不仅仅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是全球美元体系的心脏。它设定的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是全球资产定价的基准锚；它管理的资产负债表规模直接决定了全球美元流动性的松紧。从东京的股市到伦敦的债券市场，从巴西的出口商到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每一个经济微粒的震动都与美联储在华盛顿埃克尔斯大楼内的决策息息相关。

美联储不仅影响美国本土经济，也通过美元体系牵动全球股市、债券、汇率与信贷。

然而，这一职位的权力结构设计极其复杂且微妙，这为后来的政治冲突埋下了伏笔。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任期为四年。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主席必须同时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七名理事之一，而理事的任期长达14年。这种“双轨制”任期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保障美联储的独立性，防止总统通过频繁更换理事来操控货币政策。但在2026年的政治现实中，这种旨在制衡的设计却演变成了一场宪制危机的导火索。

鲍威尔与川普：从“我的选择”到“国家的敌人”

杰罗姆·鲍威尔与唐纳德·川普之间的恩怨，堪称一部现代政治惊悚剧。这一关系的破裂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有着漫长且痛苦的铺垫。

回溯至2017年，正是川普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惯例，没有续聘时任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而是选择了共和党人鲍威尔，希望这位非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律师能够通过维持低利率来刺激经济，为他的任期增光添彩。然而，鲍威尔上任后展现出的技术官僚本色迅速激怒了川普。面对经济过热的风险，鲍威尔坚持渐进加息，这在川普看来简直是背叛。

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打破了总统不公开评论货币政策的禁忌，在推特上对鲍威尔发起了猛烈攻击，称其为“死脑筋”、“由于缺乏‘胆量’、‘理智’和‘远见’而犯下可怕错误的人” 。这种攻击在2024年竞选期间达到了高潮，川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谁是我们更大的敌人，杰罗姆·鲍威尔还是习主席？” 。

尽管拜登总统在2022年提名鲍威尔连任，暂时为美联储提供了一层政治保护伞，但随着川普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重返白宫，两人之间的决战已不可避免。进入2025年，随着通胀的反复和川普对经济刺激的渴望，白宫对美联储的耐心消耗殆尽。川普公开宣称：“我认为美联储主席应该是一个能够与总统‘对话’的人，而不是一个躲在数据背后的官僚。”

翻修门：一场精心策划的“逼宫”大戏

如果说之前的攻击还停留在口水战层面，那么2025年底至2026年初爆发的“翻修门”则标志着斗争进入了残酷的法律肉搏阶段。这场危机的核心并非货币政策，而是美联储总部大楼的翻修工程。

美联储位于华盛顿宪法大道的总部——埃克尔斯大楼，以及邻近的马丁大楼，自1930年代建成以来已显老态。美联储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的翻修计划，旨在移除石棉、更新老化的管线系统并提升安保标准。然而，这一原本属于行政后勤范畴的工程，被川普政府敏锐地捕捉为攻击鲍威尔的致命武器。

川普亲自上阵，在视察翻修现场时与鲍威尔发生了面对面的激烈争执。镜头记录下了这尴尬的一幕：川普指着建筑工地质问成本超支，而鲍威尔则无奈地摇着头，试图解释总统手中的数据混淆了已完工的马丁大楼和正在施工的埃克尔斯大楼。

随后，事态急剧升级。司法部正式对鲍威尔启动刑事调查，指控其在国会作证时隐瞒了翻修工程的真实情况。这一举动震惊了华盛顿法律界和金融界。对此，鲍威尔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视频声明，直斥调查是“前所未有的”，并指出：“刑事指控的威胁是美联储坚持基于最佳评估而非总统偏好来设定利率的后果。”

正是在这种近乎宪制危机的背景下，寻找继任者的工作加速推进。川普需要一个能够替代鲍威尔的人，一个既能安抚市场、又能执行其意志，且身家清白足以通过参议院审查的人。

为什么是凯文·沃什？

在候选人名单上，除了凯文·沃什，还有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Kevin Hassett）、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Christopher Waller）以及贝莱德集团高管里克·里德（Rick Rieder）。这场选拔被媒体戏称为“两个凯文的战争” 。

最终，沃什胜出。这并非偶然，而是川普在多重考量下的最优解：

首先，沃什英俊、富有、谈吐优雅，符合川普对高官“中央选角”的审美标准。更关键的是，他是雅诗兰黛家族的女婿，其岳父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是川普几十年的密友和金主。在川普的世界里，这种私人纽带往往比博士学位更重要。

其次，与哈塞特相比，沃什在华尔街拥有更深厚的根基。他曾是摩根士丹利的合伙人，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市场倾向于认为沃什是一个“安全”的选择，即便他政治上顺从，也不会让美元崩溃。

此外，沃什曾是著名的通胀鹰派，这似乎与川普的低利率诉求相悖。然而，沃什在近年来成功地重塑了自己的经济哲学，提出“通过供给侧改革和去监管来抑制通胀，从而允许降息”的理论。这种理论完美契合了川普“既要低利率又要高增长”的政治需求。

凯文·沃什——从华尔街金童到权力核心

精英之路：斯坦福、哈佛与摩根士丹利

凯文·沃什的人生轨迹堪称美国精英阶层的教科书范本。1970年4月13日，他出生于纽约上州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公共政策，专注于经济学和统计学，随后在哈佛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种“西海岸+常春藤”的教育背景，赋予了他跨越学术界、法律界与商界的能力。

1995年，年仅25岁的沃什加入了摩根士丹利的并购部门（M&A）。在这个华尔街的顶级竞技场，他迅速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天赋。在七年的投资银行家生涯中，他参与了无数起涉及制造业、科技业和金融服务业的大型并购案。这段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财富，更重要的是，让他深刻理解了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银行如何运作、信贷如何流动、以及当流动性枯竭时市场会发生什么。这与大多数从未离开过大学校园的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央行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沃什的履历横跨投行、白宫、美联储和学术圈，这也是他被视为“市场友好型”候选人的原因之一。

白宫岁月与最年轻的美联储理事

2002年，沃什穿过“旋转门”，进入布什政府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NEC）的特别助理。在白宫，他成为了布什总统在资本市场问题上的核心顾问，学会了如何在政治与经济的交汇点上周旋。

2006年，在布什总统的提名下，35岁的沃什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当时，外界对这位年轻律师能否胜任这一技术性极强的职位充满质疑。毕竟，美联储理事会通常是白发苍苍的经济学教授的聚集地。然而，历史很快就给了沃什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且是以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

烈火试炼：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联络官”

沃什上任仅两年，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体系濒临崩溃。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发现，他身边这位年轻的前银行家拥有其他学者型官员所不具备的特质：对华尔街恐惧的直观嗅觉和深厚的人脉网络。

沃什成为了伯南克与华尔街CEO们之间的关键联络人。在危机最黑暗的时刻，他深入一线，2008年3月，沃什直接参与了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的紧急谈判，试图在周末到来前阻止系统性风险的蔓延。

2008年9月，那个决定雷曼兄弟命运的周末，沃什作为美联储的耳目驻扎在纽约联储的作战室，亲历了那些决定无数人命运的深夜会议。他不仅要向学术派的伯南克解释为什么某个复杂的衍生品会导致银行破产，还要向恐慌的市场传递美联储的意图。

在那段日子里，沃什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冷静和决断力。他支持了美联储最初的量化宽松（QE1）政策，认为这是在市场失灵时的必要急救措施——“打破玻璃，取出灭火器” 。

挂冠而去：对量化宽松的决裂

然而，随着危机的紧急阶段过去，沃什与伯南克的蜜月期也走到了尽头。当美联储在2010年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QE2）时，沃什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专栏文章，并在美联储内部会议上提出异议。他担心，长期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资本错配： 廉价的资金会流向投机领域，而不是生产性投资。
财政纪律丧失： 央行购买国债会变相鼓励政府无节制地借贷。
通胀隐忧： 他警告“通胀主要风险仍在”，并对美联储过度自信地控制通胀预期表示怀疑。

2011年，沃什选择辞职，离开了尚未结束任期的美联储理事会。这一决定在当时显得颇为孤傲，但也为他日后在保守派经济圈中赢得了“有原则的鹰派”的声誉，这成为了他今日获得提名的重要政治资本。

豪门联姻：从华尔街到第五大道的权力网络

在分析沃什的崛起时，无法回避他显赫的婚姻背景。2002年，沃什与简·兰黛（Jane Lauder）结婚。简是雅诗兰黛化妆品帝国的继承人，目前担任倩碧（Clinique）的全球品牌总裁，个人身家数十亿美元。

这段婚姻将沃什带入了一个顶级的社交与政治网络。简的父亲罗纳德·兰黛（Ronald Lauder）不仅是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主席，更是唐纳德·川普几十年的密友和主要捐款人。有报道称，川普任内关于“购买格陵兰岛”的奇思妙想，最初也是受到了罗纳德·兰黛的启发。

在川普的用人哲学中，这种私人关系的信任度往往超越了专业能力。正如传记作家蒂姆·奥布莱恩所言：“如果有人与有权势或名望的人有联系，这对唐纳德·川普来说非常重要。” 罗纳德·兰黛在川普耳边的低语，无疑为沃什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加分不少。对于川普来说，沃什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官僚，他是“自己人”圈子的一部分。

凯文·沃什的经济学——新旧世界的融合

沃什并非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也非纯粹的货币主义者。他的经济思想混合了华尔街的实用主义、传统的财政保守主义以及对新技术的狂热信仰。通过分析他近年来的言论，我们可以勾勒出“沃什主义”（Warshism）的轮廓。

核心观点一：美联储需要“政权更迭”

沃什最激进的观点在于他对美联储现状的批判。他认为美联储已经遭受了“体制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不仅在通胀判断上屡次失误，而且在职能上过度扩张，介入了气候变化、社会公平等不该管的领域。

他提出了“政权更迭”的概念，这不仅指人事变动，更指政策框架的重置。具体而言，他批评鲍威尔的“数据依赖”模式是“看着后视镜开车”。他主张美联储应更具前瞻性，通过理论模型和市场信号来预判经济，而不是等待滞后的就业数据。同时，他主张美联储应专注于“价格稳定”，减少对短期就业波动的关注，甚至认为不需要为了降低通胀而刻意制造失业。

核心观点二：通胀是“选择”，AI是解药

与主流经济学家将通胀归咎于供应链或地缘政治不同，沃什坚持认为“通胀是一种政策选择”，其根源在于美联储过度印钞和政府过度开支。

然而，为了调和这一观点与川普的降息要求，沃什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人工智能。他极度看好AI带来的生产率革命，认为AI将是一股强大的“反通胀力量” 。他的逻辑是：AI将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因此，即使在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这种供给侧的繁荣也能压低通胀。这为他在不引发通胀恐慌的前提下支持降息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沃什的叙事中，AI 是一个关键变量：它被寄望于用生产率增长抵消通胀压力。

核心观点三：加密货币的盟友，CBDC的敌人

沃什对数字资产的态度泾渭分明，这让他成为了加密货币社区的宠儿：

他明确表示“比特币并不让我感到不安”，并将其视为一种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信号的“重要资产”，甚至是对美元体系的一种有益的监督机制。他坚决反对美联储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CBDC），称其为“金融全景监狱”，认为这将导致政府对公民隐私的过度监控，并挤压私营部门的创新空间。同时，他倾向于通过受监管的私营稳定币来推动美元的数字化，而非由政府亲自下场。

核心观点四：影子银行与去监管

尽管出身华尔街，沃什对“大而不倒”的银行体系持批判态度。他曾呼吁通过更严格的市场纪律来迫使银行对风险负责，而不是依赖政府救助。然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他似乎更倾向于放松对传统银行的束缚（如巴塞尔协议III终局之战的资本要求），同时警惕“影子银行”和私人信贷（Private Credit）的无序扩张。他认为过度的银行监管反而将风险推向了不透明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也是他主张“去监管”的深层逻辑。

展望——沃什时代的世界经济风云

随着沃什的提名尘埃落定，全球目光聚焦于未来。如果他顺利通过参议院确认，并在5月（或更早）接掌美联储，世界经济将面临怎样的变局？

货币政策的新范式：紧缩资产，宽松利率

沃什可能会尝试一种大胆的政策组合实验：“量化紧缩（QT） + 降息”。

他一直批评美联储庞大的7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是扭曲市场的元凶。他可能会加速缩表，回收过剩的流动性。作为交换，通过缩表腾出的通胀空间，将被用来满足川普的降息要求。这种策略试图在安抚鹰派（通过缩表）和取悦鸽派（通过降息）之间寻找平衡。这种操作难度极高。如果缩表过快，可能导致回购市场冻结（如2019年9月）；如果降息过快，可能再次点燃通胀。

“缩表 + 降息”看似兼顾两端，实际却要求央行精确控制流动性与通胀预期。

美元汇率的“沃什悖论”

尽管川普一直抱怨美元过强损害出口，但沃什的上任在短期内可能反而推高美元。

市场认为沃什虽然政治上顺从，但在骨子里仍保留着鹰派底色。此外，如果美国经济在AI和去监管的刺激下表现优于欧洲和中国，资本将继续回流美国。因此，强势美元将继续挤压新兴市场的生存空间，增加其偿债压力。但如果川普强行干预汇率，沃什可能需要配合财政部进行“口头干预”甚至协同行动，这对其独立性将是巨大考验。

鲍威尔的“影子主席”困局

一个巨大的悬念依然存在：杰罗姆·鲍威尔会走吗？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在2026年5月结束，但他作为理事的任期要到2028年1月才到期。如果鲍威尔因为对司法部调查的愤怒而选择留任理事，美联储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双头政治”。

1948年，马里纳·埃克尔斯在被杜鲁门总统撤换主席职位后，依然留在理事会直到1951年，并最终推动了著名的《美联储-财政部协议》，确立了美联储的独立性。留在理事会的鲍威尔可能成为FOMC内部事实上的“反对党领袖”，利用其影响力和投票权制衡沃什的激进政策。这将导致美联储内部决策陷入僵局，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

对全球央行的连锁反应

欧洲的央行行长们已经表达了对鲍威尔的声援，强调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性。面对一个更加政治化的美联储，拉加德和贝利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以防被美国的政策溢出效应（如输入性通胀）所吞噬。

同时，沃什支持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能意味着中美金融脱钩的加速。如果美联储配合贸易战维持特定汇率政策，中国可能会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资产多元化的步伐，以减少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在钢丝上跳舞

凯文·沃什的提名，不仅是一个职位的更替，它是那个我们在教科书上熟悉的、强调技术中立和政治独立的中央银行时代的谢幕。沃什代表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市场与政治的深度纠缠，精英与民粹的奇异融合。

他将在钢丝上起舞：一边是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那位要求“更低、更快”的总统，另一边是时刻准备惩罚政策错误的万亿美元债券市场。而在他脚下，是正在经历AI革命、债务危机和地缘分裂重塑的世界经济。

如果他成功了，他或许真如川普所言，成为重塑美国经济活力的“伟大的主席”，证明供给侧改革可以战胜通胀魔咒；但如果他失败了，美联储百年的信誉可能在他手中毁于一旦，而世界经济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货币锚”的混乱时代。

对于凯文·沃什来说，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战后秩序的瓦解：川普与泽连斯基白宫争论分析

Sat, 01 Mar 2025 00:00:00 +0000

2025年2月28日，川普与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的会晤演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开冲突。这次原本旨在签署重要矿产协议的高级别会谈，却因双方在俄乌冲突解决方案上的分歧而演变成激烈争吵，美国副总统万斯更加入指责泽连斯基对美国援助不够感恩。这场在电视直播中发生的外交冲突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川普最终取消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并要求泽连斯基离开白宫，用社交媒体表示"他不尊重美国神圣的椭圆办公室"。此事件展现了川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极端表现，对乌克兰未来命运和西方联盟团结产生了严重影响，同时凸显了川普对普京态度的根本转变。

会晤的背景与准备

这次高风险会晤发生在乌克兰未来命运悬而未决之际，各方对此寄予厚望。泽连斯基此行主要目的是与美国签署一项关于稀土矿产的协议，这被认为是换取美国继续军事援助的条件[2]。在会晤前几周，美国盟友曾进行了紧张谈判，试图调和华盛顿与基辅之间的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都曾会见川普，试图说服他与泽连斯基进行建设性对话[2]。这些外交努力采取了奉承策略，马克龙回忆川普参观巴黎圣母院的经历，斯塔默则亲自递交了查尔斯国王的信[2]。

此次会晤的一个关键背景是川普政府之前已经与俄罗斯举行了和平谈判，但将乌克兰和欧洲排除在外[3]。这种单边行动引发了基辅的强烈不满，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在泽连斯基抵达白宫前，他的团队曾被迫在周三正式同意川普提出的方案，才最终促成了星期五的会面[1]。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官员曾明确表示，除非泽连斯基愿意接受与俄罗斯谈判的方案，否则川普不会见他[1]。

白宫会晤的激烈冲突

从和平开始到激烈争吵

会晤初期的氛围相对友好，据报道在前半小时内，川普和泽连斯基互相表达了礼貌和尊重[1]。川普甚至表示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一些军事援助，直到与俄罗斯达成持久和平协议[1]。然而，当泽连斯基表达对普京停火承诺的不信任时，局势急转直下[1]。

情况恶化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泽连斯基讲话中，他直接称普京为"杀人犯和恐怖分子"，并表示希望川普能以强硬立场阻止普京[3]。这一评论明显触怒了川普，他认为泽连斯基对普京的"仇恨"是和平谈判的障碍[1][3]。当泽连斯基试图解释俄罗斯曾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时，副总统万斯介入并责备他"在美国媒体面前试图在椭圆办公室进行争辩是不尊重的"[1][3]。

川普与万斯的指责

川普向泽连斯基发出了严厉警告，直接威胁说：“你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退出。如果我们退出，你就自己战斗吧。我认为那样结果不会很好看，但你会战斗下去。"[3] 他进一步指责泽连斯基"在冒世界第三次大战的风险”，并表示泽连斯基的行为"对这个支持你超过许多人认为应有程度的国家非常不尊重"[1][3]。

川普在争论中夸大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金额，宣称已经提供了3500亿美元，而实际数字不到2000亿美元[2]。他还声称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冲突本可以在"两周内"结束[2]。川普明确表示自己处于"中间立场"，与普京没有"结盟"，但他对泽连斯基对普京的仇恨感到不满，认为这使他很难促成协议[1][3]。

万斯在争论中更加激进，质问泽连斯基是否曾经说过一次"谢谢"[3]。他指出乌克兰正在"强制征召前线士兵因为你们有人力问题"，并表示泽连斯基"应该感谢总统试图结束这场冲突"[3]。万斯还暗示先前的拜登政府对普京的谴责只是延长了冲突[2]。

泽连斯基的回应

面对这些指责，泽连斯基试图为自己辩护。当万斯提到"外交"是和平之路时，泽连斯基反问：“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外交，JD？“并列举了俄罗斯过去违反停火的例子[1]。他还提醒万斯，普京曾在2019年川普执政期间违反过协议[2]。

当被指责缺乏感恩之情时，泽连斯基试图表达更多感谢，但被川普打断[2]。在一个特别尖锐的时刻，泽连斯基对万斯说：“首先，战争期间，每个人都有问题，包括你们。但你们有美丽的海洋，现在感受不到，但未来你们会感受到。"[3] 这一言论立即引发川普的反击：“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感受到什么。我们正试图解决问题。不要告诉我们我们会感受到什么。"[3]

冲突的后果与影响

即时后果

这场激烈冲突导致原定的联合新闻发布会和经济协议签署被取消[1][3]。会后，川普要求泽连斯基离开白宫，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简短但严厉的声明：“我已经确定，如果美国参与，泽连斯基总统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和平，因为他认为我们的参与会给他在谈判中带来巨大优势。我不想要优势，我想要和平。他在珍贵的椭圆办公室不尊重美利坚合众国。当他准备好接受和平时，他可以回来。"[2][3]

泽连斯基随后在福克斯新闻上出现，试图修复受损关系，他表示与川普和万斯的公开分歧"对双方都没有好处”[1]。然而，他坚持认为乌克兰不会在没有获得未来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进行和平讨论[1]。“这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泽连斯基补充道，“他们只想听到美国站在我们这边，而不是俄罗斯，而是我们。仅此而已。"[1]

对乌克兰未来的影响

这场外交冲突严重危及了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未来，以及基辅保卫自己免受俄罗斯侵略的能力[1]。泽连斯基在福克斯新闻采访中承认，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的情况将变得更加"困难”[1]。这一事件表明，川普政府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迅速减弱，可能导致乌克兰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作为防务倡导者和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此前曾警告泽连斯基在与川普会面时"不要上当”[1]。这一建议凸显了许多美国政界人士对川普外交风格的担忧，以及对乌克兰未来前景的忧虑。

外交关系转变与地缘政治意义

川普外交政策的转向

这次冲突清晰地展示了川普正如何将美国外交政策转向他的"美国优先"理念，其力度远超他第一任期的政策[1]。这场意外的冲突被形容为近期椭圆办公室中全球领导人之间最激烈的公开争论之一，传统外交礼仪演变为指责、喊叫和明显的蔑视[1]。

这次事件发生在美国盟友试图解决华盛顿和基辅之间分歧的一周之后，他们曾尝试说服川普不要向莫斯科示好[1]。周一，法国总统马克龙曾与川普会面，讨论在乌克兰建立一支由欧洲主导的维和部队，旨在阻止俄罗斯未来的侵略，并鼓励美国总统对普京采取更加怀疑的态度[1]。

川普对普京的态度

各方观察到川普对普京显示出明显的偏向。当被问及是否"结盟"普京时，川普回应说：“我没有与普京结盟。我没有与任何人结盟。我与美利坚合众国结盟，为了世界的利益。我与世界结盟，我想结束这一切。"[3] 然而，他随后暗示泽连斯基是谈判的主要障碍：“你看到他对普京的仇恨了吗？这让我很难达成协议。"[3]

川普对普京的态度可能源于他认为俄罗斯在他第一任期中被不公正地对待。他在会晤中提到：“普京在我这里经历了很多。他面对一场欺诈性的猎巫行动，他们利用他和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俄罗斯。"[2] 这一评论指的是美国情报机构发现俄罗斯干预2016年大选以有利于川普竞选的调查结果[2]。

乔纳森·艾伯特（Susan Glasser），一位撰写过普京崛起书籍的记者，评论道：“唐纳德·川普已经在冲突中改变了立场，我相信这一背景解释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冲突。"[2] 这一评论暗示川普现在更倾向于俄罗斯的立场，而不是传统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结论

2025年2月28日白宫的这场外交争执标志着美国与乌克兰关系的重大转折点，反映了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正在彻底重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这次公开冲突不仅损害了两国关系，还暴露了西方联盟在应对俄罗斯侵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川普对普京的明显倾斜态度与他对泽连斯基的严厉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对美国外交政策方向转变的广泛担忧。

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事件可能标志着西方支持的转折点，迫使基辅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泽连斯基的困境体现了小国领导人在大国地缘政治利益面前的脆弱处境，尤其是当强大盟友的支持开始动摇时。随着俄乌冲突进入第四年，这次白宫争执可能成为决定冲突最终解决方案的关键时刻，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椭圆办公室的墙壁，重塑整个欧洲安全格局。

来源

美国新奥尔良新年夜恐袭事件

Sun, 05 Jan 2025 00:00:00 +0000

新奥尔良的法国区，以其独特的文化和热闹的夜生活而闻名于世。1 波旁街，这条古老的街道，是法国区的心脏地带，也是游客们体验新奥尔良魅力的必经之地。这里遍布着酒吧、餐馆和各种娱乐场所，霓虹闪烁，音乐震耳欲聋。每当夜幕降临，波旁街便会化身为欢乐的海洋，游客们在这里品尝着鸡尾酒，欣赏着爵士乐，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激情。新年夜的波旁街更是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于此，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然而，2025年的新年，对新奥尔良来说，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午夜的狂欢还未散去，凌晨3点15分，一辆白色皮卡突然冲入波旁街拥挤的人群，尖叫声、枪声瞬间撕裂了节日欢乐的喧嚣……糖罐杯的狂欢之城，顷刻间变成了人间炼狱。14人死亡，35人受伤，这冰冷的数字背后，是14个家庭的破碎，是35个生命的重创。

事件经过

监控画面记录下了这骇人的一幕：一辆白色福特皮卡，为了躲避一辆警车，竟然疯狂地冲上人行道，径直撞向毫无防备的人群。随后，袭击者跳下车，手持AR-10半自动步枪和格洛克手枪，疯狂扫射，两名警察在交火中受伤。最终，三名警察赶到现场，将袭击者击毙。但这短短的几分钟，却给新奥尔良的夜晚，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痕。

FBI将此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并很快查到了袭击者的身份。他是42岁的美国公民Shamsud-Din Jabbar。Jabbar来自德克萨斯州，是一名退伍军人，案发前，他租了一辆福特F-150皮卡，并在车内携带了AR-15步枪、格洛克手枪和简易爆炸装置。他甚至还留下了遗嘱。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Jabbar入住了他在新奥尔良通过网络平台租下的一间房屋，并在那里放置了爆炸装置，但这些爆炸装置并没有被引爆。FBI公布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是一个装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冷藏箱。是故障还是另有原因？此外，Jabbar作案时还穿着防弹衣。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恐怖袭击。

ISIS 的幽灵

更令人震惊的是，Jabbar在袭击发生前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多个视频，宣称自己效忠于ISIS，并表示自己在去年夏天加入了该组织。袭击发生时，他的卡车后保险杠上，赫然悬挂着一面黑色的ISIS旗帜。ISIS，全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也称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或“达伊沙”（Daesh），是一个跨国逊尼派伊斯兰主义叛乱和恐怖组织。该组织起源于 2003 年至 2011 年的伊拉克战争，其前身是“伊拉克基地组织”（AQI）。

ISIS 以其极端暴力和残酷的行径而臭名昭著，包括大规模处决俘虏和少数民族、性奴役妇女和女孩以及斩首士兵和平民。2014 年，ISIS 在伊拉克取得重大领土 gains 后，宣布建立一个由 ISIS 领导的哈里发国。在其控制的领土内，ISIS 对其他信仰的成员进行杀戮、强奸和虐待，并以偏离其对伊斯兰教的 harsh 解释的逊尼派穆斯林为目标。

为了消灭 ISIS，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由美国领导的军事干预最终将 ISIS 赶出了其自称的国家的城镇。2019 年 10 月，ISIS 的领导人 Abu Bakr al-Baghdadi 在叙利亚北部被美军击毙。尽管 ISIS 已经被击溃，但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受其极端思想吸引的“独狼”式袭击者，仍会以 ISIS 的名义发动恐怖袭击。新奥尔良的袭击事件，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拉斯维加斯的疑云

巧合的是，就在新奥尔良恐怖袭击发生的同一天，拉斯维加斯也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辆特斯拉 Cybertruck 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外爆炸，造成 7 人轻伤，司机当场死亡。调查显示，这辆 Cybertruck 装载了汽油罐、野营燃料罐和大型烟花弹。警方在爆炸车辆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把手枪，死者身份被确认为 37 岁的现役军人 Matthew Livelsberger。拉斯维加斯警方表示，这起爆炸案似乎是一起“自杀悲剧”。调查人员认为，Livelsberger 在引爆车内爆炸物的同时开枪自杀。FBI 表示，没有证据表明 Livelsberger 对当选总统特朗普怀有敌意，他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其他问题。

新奥尔良的袭击和拉斯维加斯的爆炸案，都发生在新年第一天，都使用了租来的车辆，并且都造成了人员伤亡，这不禁让人怀疑这两起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更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两辆车都是通过同一个在线租车平台 Turo 租用的。尽管存在这些巧合，但 FBI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这两起事件之间存在明确关联。新奥尔良的袭击者显然是为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而拉斯维加斯的爆炸案则更像是自杀事件。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关联，或许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美国梦魇

在这场悲剧中，14 条鲜活的生命逝去。他们中有学生、有工人、有挚爱的家人，年龄从 18 岁到 63 岁不等，其中大多数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来自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甚至还有来自英国的游客。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

Kareem Badawi，18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大一新生。30 他成绩优异，对朋友友善，对未来充满憧憬，却不幸在这场袭击中遇难。30 他的朋友们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只能通过纹身来纪念他。30 41
Martin “Tiger” Bech，27岁，来自纽约市，前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明星球员，毕业后在纽约市从事网络安全领域的债券交易工作。31 他的教练和队友都记得他是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运动员。32 他的弟弟 Jack 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永远爱你，哥哥！你每天都激励着我，现在你可以在每一刻都陪伴着我。我会照顾好家人的，别担心。这是为了我们。” 31
Nikyra Dedeaux，18岁，来自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怀揣着成为护士的梦想，却在人生刚刚绽放的时候凋零。33 她的朋友 Zion Parsons 亲眼目睹了皮卡车冲向她的那一刻，至今仍无法从恐惧中走出来。33 他说：“一辆卡车撞到了拐角处，然后横冲直撞，像电影场景一样，把人抛向空中。它撞到了她，把她甩了至少 30 英尺远，我很幸运还活着。” 33
Reggie Hunter，37岁，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普莱里维尔，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新年夜与表弟一起庆祝时不幸遇难。8 他的表弟 Shirell Robinson Jackson 说，Hunter 总是充满活力，喜欢开玩笑，他的离去给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8 她说：“他爱他的孩子们，他的姐妹们，他的爸爸，我们所有人。他不应该这样死去。” 8

这起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和谴责。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Jeff Landry 称这是一起“可怕的暴力行为”，并表示他和他的妻子正在“为所有受害者和现场的急救人员祈祷”。新奥尔良市长 LaToya Cantrell 表示，新奥尔良不会被恐怖主义吓倒，将继续举办大型活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新奥尔良人民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他们不会让这次袭击或袭击者的妄想意识形态战胜我们。他还表示，美国将继续 relentless 地追捕 ISIS 和其他恐怖组织，他们将在这里找不到任何 safe harbor。然而，悲剧已经发生，逝去的生命无法挽回，这起事件，再次敲响了美国社会安全的警钟。

警钟长鸣

近年来，美国社会极端主义抬头，政治极化加剧，社会撕裂严重，这些都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新冠疫情、种族不平等、政治选举等因素导致美国一些城市地区示威和反示威活动激增，意识形态对立的个人和团体相互对抗，导致了激进化、极端言论和暴力的螺旋式上升，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相互激进化。互联网的普及也为恐怖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些极端组织，例如“数字哈里发”，利用网络平台招募成员、传播极端思想，煽动仇恨和暴力。此外，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问题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为恐怖主义的发生提供了土壤。美国的反恐战略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有效应对“数字哈里发”等新兴威胁。

新奥尔良新年恐怖袭击事件不仅夺走了 14 条无辜的生命，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深的伤痛，并引发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凝聚力的担忧。这起事件再次提醒我们，恐怖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如何才能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例如网络极端主义和社会极化，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安全的世界。这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加强监管，促进对话，消除隔阂，增进理解，才能有效预防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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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阿塞拜疆航空8243号航班空难

Sat, 28 Dec 2024 00:00:00 +0000

2024年12月25日上午9点25分，一架载有67人的飞机，在哈萨克斯坦阿克套国际机场附近发生坠毁。事故导致38人遇难，震惊全球。直到目前，事故背后的真相仍未完全揭开，迷雾笼罩之下，事故的原因、影响以及后续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

事故背景

事发地点阿克套，位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这个城市的名字在哈萨克语中意为“白色山地”，因为从里海望去，阿克套的地貌和城市景色呈现出一片苍白的色调。根据2019年的统计数据，阿克套的常住人口仅为18万人。起初，这里因石油开采而兴起，直到如今，仍带有浓厚的工业气息。然而，正是在这座湖滨小城，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破了宁静。

发生事故的J2-8243航班，是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趟国际航班，由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飞往俄罗斯的格罗兹尼国际机场。航班的机型为巴西航空工业生产的E190AR型客机，是一款中短程窄体客机。飞机长36米，能够容纳98~114人。

12月25日清晨，巴库国际机场，航班的起飞时间已临近，乘客们陆续登上飞机。随着塔台的指令，飞机开始滑行进入跑道。此时，乘客们或许并未意识到，这趟本应平凡无奇的航班，正朝着一个充满未知与危机的方向飞去。

事故经过

简单看一眼地图就会发现，这趟航班从阿塞拜疆的巴库起飞，目的地是西北方的格罗兹尼。然而飞机最终跨越了一整个里海，飞向了远在湖对岸阿克套，明显不符合常理。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rader24 显示，事发航班从巴库飞往格罗兹尼的途中，在跨越俄罗斯国境线时，GPS 信号受到异常干扰。紧接着，航班开始偏离原定航线，先是朝向西方，而后又180度掉头，朝向东边的里海飞去。最终来到里海对岸的阿克套，向当地塔台请求迫降。

根据纽约时报对一位空难幸存者的采访，当时航班上，起初的一切如常。然而，随着飞行的继续，一些乘客开始察觉到异样的震动——最初是一阵轻微的颠簸，几乎无人注意；接着是更加剧烈的颤动，窗外的云层翻滚，机舱内传来细碎的杂音。接着，剧烈的震动几乎把所有人从座位上抛起。氧气面罩从头顶掉落，机舱内响起了混乱的呼喊声。乘客们慌乱地抓住面罩，试图恢复平静。机组人员的声音此刻也变得急促，但不完全清晰。在这一瞬间，他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气流颠簸，而是某种更加致命的威胁。

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不难看出，在飞机迫降的过程中，尽管驾驶员竭尽全力想要控制飞机的降落姿势，但巨大的冲击力和瞬间的失速已经使飞机机身失去平衡。最终，飞机以过大的角度俯冲向地面，右翼先触地，随后翻滚爆炸，机体分裂为两部分。机头部分在触地瞬间被爆炸摧毁，尾部则倒置在主要残骸之外。

公开数据显示，事故航班上共有67人，其中来自阿塞拜疆的有37人，占比一半以上；其次是俄罗斯16人，哈萨克斯坦6人、吉尔吉斯斯坦3人。事故发生前一刻，有乘客用手机拍下了机舱内的情况。

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空难事故，机上67人中，有38人遇难。最后生还者中也不乏颅脑损伤、脑震荡、胸部损伤及创伤性休克等重伤患者。事故发生次日，阿塞拜疆总统宣布进行全国哀悼。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发生后，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署发表声明称，初步相信飞机遭遇鸟群撞击，因机上紧急情况，机长决定改道飞往阿克套机场。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事故现场的拍摄的视频中不难看出，事发飞机的残骸上，存在多处类似单孔的痕迹。结合 Flightrader24 网站上显示的异常 GPS 干扰信息，我们不得不怀疑，此次事故是否与俄罗斯境内的防空系统有关。

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在中亚和东欧的国境线附近一直都火药味十足。就在事故发生前的12月21日，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喀山市发动无人机空袭，造成市内两栋高层住宅楼受损，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罕见地对俄罗斯境内城市发动空袭。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因此，此次的阿航8243航班，很可能是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所击落。飞机在飞跃俄罗斯国境线附近时，被俄罗斯防空系统误认，进而发生 GPS 干扰和防空射击。又由于附近机场因大雾天气而无法降落，机长不得不调转方向，操控着受损的机身朝东边的里海飞去。最后在里海沿岸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迫降失败，导致飞机坠落。

路透社的几篇报道也有相同观点。该社援引部分事故幸存者的说法称，当飞机接近最初目的地格罗兹尼时，他们听到几声巨响；四名了解事故调查初步结果的消息人士称，事故飞机是被俄军的铠甲-S（Pantsir-S）地对空导弹系统击中。飞机在接近格罗兹尼时，机上的通讯系统被电子战系统瘫痪。

虽然截至目前，事故的最终调查报告还未发布，我们无法100%断言此次事故就是与俄罗斯有关。但在历史上，俄罗斯已经不止一次地与民航空难产生联系。

类似事故

早在10年前，彼时正值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时期。2014年7月17日，中午12点15分，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起飞，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下午16点20分，执飞该航班的波音777-200ER型客机在乌克兰东部空域巡航时突然坠毁，机上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事故调查报告表明，马航MH17航班是被俄军发射的山毛榉导弹摧毁。然而，俄罗斯官方至今都否认这起空难是俄军攻击导致，并声称乌克兰空军才是事故的真正元凶。

自从人类发明民航飞机以来，大大小小的空难便从未停歇。不论是这次的阿航8243空难、还是十年前的马航MH17空难，都是一次深刻的警示。无论是因技术故障、恶劣天气，还是因人为错误，空难的发生无一不带来深刻的痛苦和反思。然而，有些空难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沉重的代价——战争、恐怖袭击、政治斗争。这些无辜的生命，因全球纷争和冲突而被夺去，他们不仅是航班上的乘客，更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也曾有过梦想、有过家人、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轨迹。

我们对逝者的缅怀，同时也是对自己的缅怀，丧钟正为每个人而孤鸣。未来，我们必须呼吁和平的声音，寻求一种更理性、更宽容的世界秩序。让那些逝去的灵魂得到安宁，让所有家庭不再因纷争而遭受无辜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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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南泥湾”项目与中国社会的内卷化

Tue, 04 Aug 2020 00:00:00 +0000

华为启动“南泥湾”项目

今天，网络上突然传出一则关于华为的新闻。《科创板日报》报道，华为已启动“南泥湾”项目，加速推进其笔记本电脑和智能电视等产品的开发，意在规避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这标志着，在日益严峻的外部压力下，华为不得不将其注意力从 5g、芯片等技术密度较高的领域移开，转而投入到电子消费品等技术密度较低的领域。因为相比于前者，对电子消费品的投入不仅能够规避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制裁，还能使华为以较少的研发成本获得较高的销售利润。作为一家上有股东、下有员工的企业，这一战略转移完全符合华为的利益需要，可谓一举多得。

但令人倍感惋惜的是，作为一家以高技术闻名的企业，一度被众多爱国人士奉为“民族骄傲”的华为公司，也终究逃不过”内卷化“命运。个人认为，被迫启动”南泥湾“项目的华为，与被迫卖掉 Tiktok 的字节跳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我国民族企业所处尴尬境地的缩影。它们同样拥有着非凡的创新能力，同样试图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曾一度真正拥有过世界级的影响力。却在政府的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战略或政策的影响下，不得不自废武功，把原本瞄准国际市场的远大眼光转向国内，成为业已厮杀得如同红海的国内竞争的参与者之一。

一部分人会将华为和字节跳动的这一尴尬境地归咎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排挤和打压，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不得不用尽各种手段打压中国的优秀企业。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中国企业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国政府的战略误判与政策失误，认为政府的信誉降低和一系列过激的外交言行才是拖累民族企业“走出去”，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内卷化的真正原因。无论哪种观点，都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民族企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社会主体，都已不可避免地走出了中国发展的黄金年代。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段不会太短的“寒冬”。

中国社会的内卷化危机

前文提到了两次“内卷化”的概念。所谓内卷化，指的是某一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陷入停滞，其内部成员之间发生无比激烈但毫无意义的竞争，从而导致社会整体无法走向更高级阶段的现象。尽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一定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规律仍然可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纯粹经验主义的归纳，内卷化这一现象确实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例如，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明的介入，大清帝国仅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也无法在政治或意识形态上走向近代化。可以说，与西欧诸国相比，19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中国，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内卷化的泥潭。

与内卷化的提法类似的，还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准，而停留在该经济水准，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情况**。目前为止，世界公认的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巴西和南非等。它们都曾经历过一段为时不短的高速增长期，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这些国家失去了原本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和科技进步并未及时到来。因此，这些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便陷入了长久的停滞，直至今日。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内卷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随着体制改革和产业转型的陆续失败，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渐失去动力，加之新冠疫情与全国性洪涝等诸多“黑天鹅”事件的影响，要恢复到过往的高速增长状态已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降薪乃至失业便不可避免。工作时间的延长以及员工待遇的降低，无非只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几朵浪花，更加汹涌的现实还在不远的将来。

2018年以来，弥漫在城市中产间的焦虑感正在与日俱增。增长迟缓的收入与不断攀升的房价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正在侵蚀中产阶级的生活。尤其是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一代，由于高校的过度扩招以及教学体制与社会需求的脱节，他们原已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经济形势的整体劣化更是令业已激烈的竞争态势愈发严峻。近年来，非专业技能类岗位应聘者的高学历化趋势日趋明显。在十年前仅需大专学历即可获得面试机会的工作岗位，如今却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作为敲门砖。这一现象并非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率提升的表现，而是社会内卷化的表现。在内卷化的社会中，原本应当起到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个体竞争，已经沦为了毫无意义的内耗。

内卷化的原因与出路

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之所以会走向内卷化，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模式过于激进、产业结构缺乏后劲，而非因为所谓发达国家的剥削或别有用心的阻拦。与后一种归因方式有关的一个著名的阴谋论就认为，日本之所以会从80年代的高速增长阶段迅速滑向崩盘和衰落，以至于走入“失落的30年（1990～2020）”，是因为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签订了《广场协议》。这份协议协议因此被许多国人认为是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从而打压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的发展的明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广场协议》原本旨在使美元贬值，以促进美国的产品出口，却在日本大藏省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助推之下，导致日元极速升值。大量热钱于是涌入日本市场，使日本的股市和房价自《协议》签订的1985年开始便一路飙升，直至1990年代初期泡沫破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大藏省的决策失误和处置不当，是导致泡沫膨胀和破灭的真正原因，而被许多国人津津乐道的《广场协议》，充其量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因此，一味将一国经济的停滞或衰落归咎于外部势力的打压无济于事。要避免社会整体的衰退与内卷，我们必须直面自身发展模式的弊病，反思政策上的失误和教训，不断寻求符合国情的产业转型方式。

现代化的主流政治理论中，政府应当承担为个人与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的职能，至于发展的方向及途径，即使不出现在民意机关（如国会）的经济蓝图中，也应当交由民间自己来决定。缺乏审视的空泛规划，只会成为个人与企业发局的枷锁，约束自身前进的步伐。至于施行“战狼外交”，激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进而反噬自己的民族企业，则更是与现代政府的职责相去甚远。如果无视这一点，对任何失误都不加检视，推出再多输出产能的“战略”或“倡议”都于事无补。内卷化的到来不因个人意志的排斥而延缓，而中国人的命运也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天灾与民生，孟子的社会福利观

Tue, 28 Jul 2020 00:00:00 +0000

今年夏天，我国南方地区遭受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许多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泄洪或决堤，不仅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成为流落异地的难民。在巨大的损失与伤痛面前，对政策的质疑和指责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少因泄洪而濒临破产或无家可归的居民，通过社交网络表达了自己的抱怨。这些抱怨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网民的认可与同情，但批评与指责也随之而来。

批评者认为，无论是瘟疫还是洪水，都属人力无法掌控的天灾范围。天灾面前人人平等，落难与损失是无法避免的。那些因此经济破产或无家可归的难民只能说是运气不好，怨不得别人。况且政府在抗洪救灾方面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它已经很努力了，你们凭什么怪他？

对于这种声音，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给出过有力的回应。《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它被后世认为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础。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梁惠王〔对孟子〕说：“我对这个国家，也算是费尽心力了。河内遭了饥荒，我就把那儿的百姓迁到河东，再把河东的粮食运到河内；河东受灾了我也会这么办。我也曾考察过邻国的内政，它们没有一个能像我这么用心。但是那些国家的百姓却并没有因此减少，我的百姓也没有因此增多，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代一下。孟子作为“仁政”思想的鼓吹手，他每见到一个君主，都会告诉对方：施行仁政的国家会不断吸引别国的百姓过来定居；而不施行仁政的国家则留不住人，那儿的百姓会用脚投票，不断地向施行仁政的国家移民。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丁是一国兴盛的基础，因此“仁政”就是让国家人丁兴旺，最终走向国富兵强的绝佳方法。

孟子试图通过这套说辞，来诱导各国君主，使他们在大国梦的驱使下施行仁政。因为在孟子的理论中，仁政是强国的必要条件。而梁惠王之所以会发出前文中的那段疑问，正是因为他听到了孟子的这套关于仁政的说辞。至于梁惠王是真心发问，还是有意刁难孟子，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无论如何，梁惠王的这段话，是对孟子仁政理论的有力挑战。那么面对这样的挑战，孟子又是如何回应的呢？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孟子答道：“大王您喜欢打仗，那就让我用战争来打个比方吧。如果有些人在战争刚开始，就抛下盔甲拖着兵器向后逃跑。只是有的人跑了一百步才停下来，而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就停住脚。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跑了五十步的人能不能耻笑那些跑了一百步的人呢？”梁惠王说：“当然不能，他虽然没有跑到一百步，但这也是逃跑呀。”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嘛？对，没错！“五十步笑百步”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

听到梁惠王的回答后，孟子窃喜，心想你终于上了我的套了。孟子说：“既然大王您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再希望您的百姓比邻国多了。”接下来，孟子用一大段严谨的论述，论证了为什么梁惠王尽心尽力地赈灾纾困，也还是与那些没有施行仁政的国家一样，无法获得仁政的红利。梁惠王嘲笑别国没有仁政，其实是在“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政策与别国并无本质区别。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粮食和鱼肉多到吃不完，木材也多到用不尽，这样便使百姓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不满。百姓对于生养死葬都没什么不满了，王道也就开始了。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⒂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家人有百亩耕地，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那么，这个家庭可以吃得饱饱的了。好好地办些学校，用孝悌之义训导他们，那么，〔人人都会尊老爱幼〕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用背负着沉重的货物在路上行走了。连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有衣穿、有肉吃，黎民百姓不饥不寒，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不使天下归顺的。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富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平常年月道路上有饿死的人的尸体，却不曾想到应该打开粮仓加以赈救。等到把人害死了，就说：‘这不是我的错，是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就相当于拿着刀子把人捅死，却说，人不是我杀的，是兵器杀的。大王您如果不把责任推给天灾，〔而是对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那么，别国的百姓自然都会来投奔的。

相比于天灾之后的补救措施，孟子显然更加看重社会整体的福利状况。只要政府不再横征暴敛，不再用繁重的税收和高涨的房价把老百姓的经济耗空，那么即使瘟疫和洪水来了，人民自身也会有很强的抵抗能力，而不至于一失业就破产、一失业就断供。因此，在孟子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福利是帮助百姓抵御天灾的安全网。有了这些，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王道”，才能吸引别国的百姓心向往之，最终使得天下归心。而那些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卸给天灾的人，无论再怎么费尽心力救灾抢险，都与王道相去甚远。这些人嘲笑别国，就是五十步笑百步。

游戏的流媒体化趋势于中国的版权拉锯战

Sun, 28 Jun 2020 00:00:00 +0000

多年以后，当我翻开这本已经发霉的、十多年前的光碟簿时，我想起中学时代、的那些闷热的下午，挤进电脑城二楼的小隔间，挑选盗版游戏光碟的日子。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游戏机尚未解禁，数字版权没有普及，实体渠道极为稀少的年代。那时候的穷学生们，只能靠这种街边的盗版光碟，以及破解游戏论坛接触和游玩最新的单机游戏。我也不例外。

与传统音像产业类似，中国电子游戏的盗版时代，随着实体时代的结束而结束。在音像产品还在以实体光碟或磁带为主要分发形式的实体时代，一个知识产权执法不严的国家，必定会出现盗版遍地的局面。像这种2元钱一张的盗版光碟，几乎没有任何生产上的技术门槛。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版权逐渐代替了实体渠道，成为了音像制品最主要的发行方式。人们对音像产品的使用习惯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改变，传统的DVD放映机、和磁带随身听被逐渐淘汰，手机、电脑，以及一系列便携式的数字媒体播放器成为了主流。这时，实体的盗版光碟已经走向了没落。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早期的线上数字发行，由于网络带宽和流量的诸多限制，还只能以数字拷贝的方式进行。这就为盗版提供了新的可乘之机。虽然传统的实体盗版产业在此时已经日薄西山，但由于数字拷贝极易复制和传播，因此以BT和电驴等形式的盗版传播日益猖獗。即使发行商们绞尽脑汁对数字拷贝服务进行技术上的保护，例如对数字拷贝的文件格式进行加密，或者要求购买者必须使用自家的播放软件进行播放等等。但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破解或逆向工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线上盗版渠道的主要技术武器。

时至今日，数字串流服务，或者叫网络流媒体服务，为这场纷争彻底画上了句号。与早些年间通过下载或拷贝的方式进行售卖或发行的方式不同，数字串流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无需下载，即点即播的便利体验。例如 Spotify 和 Netflix，虽然后者一开始也是靠做实体光碟出租业务起家，但这两者如今的主营业务，都是订阅制的数字串流服务。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流量资费的降低，使得随时随地通过网络享受串流服务成为可能。在这场有关知识产权的拉锯战中，科技的进步无疑使版权方胜利在望。

电子游戏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只是相比于传统音像行业，游戏所占用的数据容量更大，并且其互动式的消费方式对特定环境和硬件的要求也更多。因此，以 Steam 为代表的数字拷贝服务，要比音乐或电影行业普及得更晚。如今，只要接一根网线，我们就可以高速地下载数字版游戏，而无需购买实体的游戏光碟。那些充满回忆的“番茄盘”“香蕉盘”，也逐渐推出了历史舞台。

正如我前文所说，电子游戏的消费方式是交互式的，它对操作与回馈的及时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就是游戏产业迟迟未能从数字拷贝时代跨入到串流时代的真正原因。所谓电子游戏的数字串流服务，是指玩家无需将游戏数据下载到本地，而只是通过网络接受游戏画面并发送操作指令，即可完成游玩过程的新型消费方式。它也被一些人称为“云游戏”，因为游戏数据会一直被储存在服务商的云端服务器上。

2019年，Google在它一年一度的游戏开发者大会，也就是GDC 2019上发布了它的游戏串流服务 Stadia。Google称，通过Stadia，玩家无需下载任何游戏数据到本地，只需通过Chrome浏览器，即可在不同平台的设备上，以4K60帧的画面游玩最新的电子游戏。这便是Netflix等数字串流服务在电子游戏领域的实现。

目前看来，游戏串流服务所面临的唯一阻碍，便是网络延迟。我们平时在游玩网络游戏的时候，100ms左右的延迟便已可以带来极佳的游戏体验。但这里的网络延迟只发生在我们与其他玩家的互动上面，换句话说，我们玩家自己操控的角色，是不存在延迟的问题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游戏资源，都已事先被下载到本地。游戏串流则完全不同，它要求我们的网络不仅能够实时传输大量游戏资源数据，还要能够及时地将我们的操控指令回传到云端，再由云端计算出与我们操控指令相对应的反馈，以及这些反馈所对应的游戏画面。而这一整个过程都必须在10ms以内的时间里完成，玩家才不至于感受到明显的操作滞后性。

传统的光纤网络或蜂窝移动网，当然无法满足游戏串流对于网络延迟的严苛要求。但在不远的未来，随着5G标准的普及，高带宽、低延迟的网络几乎已经近在眼前。在这些新技术的加持下，原先人们一度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游戏串流服务，也将切实地来到人们面前。

6月12日，索尼终于公布了 PlayStation 的下一世代游戏主机：PS5。而微软也在几个月前公布了自家次世代主机 xbox series x 的详细信息。这两款新主机相比于前代，在性能上的提升其实非常有限，远不如PS2到PS3的进步程度，这也是这两款新主机一经公布便引起争议的原因。而作为PS5最大亮点的高速固态硬盘，更是被许多人嗤为噱头。

可以预见到的是，随着PC硬件价格的不断降低，以及未来游戏串流服务的逐渐普及，游戏主机的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小。电视游戏将会一直存在下去，只是承载它的载体将从实体转为线上。就像我们现在再也不用购买专门的MP3播放器来听歌一样，我们也终有一天不需要专门的游戏主机。PS5或将是最后一个世代，游戏主机终将消亡，游戏的流媒体化趋势不可阻挡。

我本人其实是一个忠实的 Sony 和 Nintendo 玩家，主机游戏给我带来过非常多的快乐时光。就像中学时代的我，在慵懒的午休时光，拿出 Sony 的音乐播放器，戴上耳机听 Pink Floyd 的日子。它终将随着我的青春一同成为美好的过去。

我是谷月，感谢收听收看《格物志》，我将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请订阅我的频道，或者给我的视频点一个顶，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饱受批评的《最后生还者2》：自我表达与大众需求间的矛盾

Mon, 22 Jun 2020 00:00:00 +0000

6月19号，曾被许多玩家奉为神作的索尼 PlayStation 第一方大作《最后生还者》终于解锁了它的续作。然而，尽管此前一众游戏媒体都对《最后生还者2》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游戏发售的仅仅第二天，其在 Metacritic 上的评分被玩家刷到了 3.8 的低分。媒体与玩家对《最后生还者2》两极分化的评价，更是将这款原本应该成为2020年度游戏有力竞争者的3A大作推上了风口浪尖。

玩家对《最后生还者2》如此失望乃至愤怒的主要原因，是这款游戏的剧本。作为前代男主角，也是前代最主要可操控角色的乔尔，在本作的序章就领了便当。试想一下，一位曾经与你共度了几十小时的游戏角色，一位在前代故事中被刻画得极为丰满的硬汉父亲，却在本作游戏开场后不到2小时的时间里，被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女人，用高尔夫球棍如此虐杀。并且就在这个女人虐杀乔尔的十几分钟前，她还被乔尔从一群僵尸的手下救过一命。这当真是教科书级别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之后，女主艾莉便和她的小女友一起，踏上了“为父报仇”的漫漫长路。你以为这就完了？你以为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女主如何克服千难万险，终于来到西雅图，手刃仇敌，然后潇洒而去，过上了穷且意坚的末世生活？你还是 too simple！这款游戏的剧本最恶心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要强行让你接受前代主角一开场就领便当的事实，还要让你亲手操控那个对乔尔恩将仇报的女人，强行让你体会她的心路历程。最后，当艾莉终于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位杀父仇人面前，经过一番激烈的肉搏后，艾莉居然放了她！是的，当我看着杀父仇人的船缓缓地开走，而艾莉孤身一人在水中泣不成声的那一刻，我差点摔了手柄。

同样经历过这种“玩家滑铁卢”式遭遇的3A游戏，还有2018年发布的EA旗下著名FPS游戏《战地5》。与《最后生还者2》发布即吃瘪的境遇相比，《战地5》则要惨得多。它在游戏正式发布前的第一支预告片，就已经在玩家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对这支宣传片的批评主要来自《战地》系列的传统玩家，即广大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爱好者。他们认为，《战地5》宣传片中的画面与真实的二战历史严重脱节。无论是带着机械义肢的女兵也好，还是不属于任何一场二战经典战役的游戏场景也好，都让多数玩家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关于二战的游戏。

而负责《战地5》开发的DICE工作室CEO、EA首席设计官Patrick Soderlund在面对玩家质疑时的回应则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愤怒和不满。他在面对采访时说：“这些人缺乏教育，他们不知道这是合理的场景。”还说：“对这件事玩家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这种设定，要么别买我们的游戏。”要知道，uneducated 在英语中是一个非常难听的单词。许多《战地》系列的核心玩家被彻底惹毛了，他们的怒火，使得《战地5》在发售之前就已经凉了半截。

无论是媒体和玩家对《最后生还者2》评价的两极分化，还是作者和玩家有关《战地5》的争论，都反映出一个有关电子游戏的根本矛盾，即艺术品与商品之间的矛盾。很多人喜欢将电子游戏称为“第九艺术”，原因是游戏和电影类似，都能通过各种技巧来表达某些观点或讲述某些故事，从而引起观众或玩家的情绪反应。但就如同电影要靠票房来获取收益一样，游戏的本质也不过是厂商用来盈利的产品。一旦一样东西兼具了艺术表达和商业盈利的双重使命，它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种艺术品与商品之间的矛盾之中。

艺术品的构建是高度私人化的，它更多地是作者个人或创作团队在价值观、审美和技法上的私人表达。既然是私人表达，就自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认同、而另一部分人的不认同。但在纯艺术的领域，表达者与欣赏者之间处于不对等的关系，即表达者无需在意欣赏者的感受，他只管尽情表达就好。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艺术家都应该是高傲的。

然而另一方面，商品的构建则具有高度的公共性，它只有尽可能地迎合自己的受众，才能获得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商人们往往并不在乎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而更加在意受众们想要什么。因为在商业领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处于相对平等的关系，只有二者达成共识，经济效益才能产生。如果一个商品得不到市场的认可，那它就是失败的，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商业电影和电子游戏恰好横跨了艺术与商业两个领域，它们自诞生之初起就要挣扎在自我表达和大众需求之间，在双方不断的拉锯中谋求生存。《最后生还者2》的制作团队或许的确很有想法，他们想让这部游戏超出商品的范畴，进而承载一些高尚的价值观。但这显然不合玩家们的胃口。身为一家身负重担的索尼第一方游戏团队，顽皮狗不应该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将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玩家，而完全不考虑玩家的感受。这样做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会为工作室日后的发展蒙上一层不可知的阴影。

毕竟，《最后生还者》不是一部自娱自乐的独立游戏，也不是放在游戏博物馆里供后人瞻仰的艺术品，它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商品。它的诞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盈利。当然，能在盈利之余兼顾自我表达当然更好，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明显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作为一家拿着投资人钱的厂商，你只能选择商业的逻辑，而非艺术的逻辑。这或许听上去不够浪漫，但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

我至今仍然记得乔尔和艾莉两人骑着马，走过长颈鹿身边的那段美好场景。顽皮狗是一家带给我们太多美好回忆的工作室。希望他们能够汲取这次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做出更多既叫好、又叫座游戏。

我是谷月，感谢收听收看《格物志》，我会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或给我的视频点个顶，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缪可馨的悲剧是我们共同的悲剧

Wed, 17 Jun 2020 00:00:00 +0000

最近，江苏常州金坛区的一名小学生坠楼事件传遍了中文互联网。其实我本来是不太想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毕竟小女孩刚走没多久，把这件事情翻出来蹭热点、吸流量确实不太好。但我转念一想，逝者已矣，生者奋发。我们这些多多少少体会过缪可馨感受的人，是时候站出来好好讨论以下，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了。

我今天主要想讨论两个问题。首先，关于很多人都在批评的“传递正能量”的问题，我个人对此的看法可能和主流观点不太一样。可能对于我们这些成年人来说，一味地“传递正能量”确实是一种自我麻痹的精神鸦片，它除了粉饰太平以外，无益于解决任何现实的问题。但对于像缪可馨这样十岁左右的小朋友来说，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以“传递正能量”为主呢？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让十岁左右的小孩，提前了解到成年人世界的复杂和丑陋，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无论成年人间的尔虞我诈有多激烈，我们都应当努力让下一代在一个充满善意和温暖的环境中长大。这就是我支持向孩子们“传递正能量”的原因。

然而我上面所说的这些，只在一个正常的、理想的社会中才能成立。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中，像缪可馨这一代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大大小小的补习班、考试和比赛当中。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之残酷、压力之巨大，可能是我们这些成年人都无法体会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孩子们其实已经提前步入成年阶段了。对于他们来说，早就没有什么温暖而纯真的童年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缪可馨能够写出《三打白骨精》这样文章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不想“传递正能量”，而是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尝到了本该只属于成年人世界的苦涩。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老师还要一味地要求孩子们“传递正能量”，这不是逼孩子撒谎，是什么呢？

归根结底，在“正能量”这件事情上，错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一整个社会。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无能，我们没能尽到我们的本分，没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充满纯真和温暖的童年世界，才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悲剧。

我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教师这个群体，在我们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我想你们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经历过被班主任或任课老师不人道对待的滋味。北上广这些一线发达地区我不清楚，我是在三线城市的棚户区长大的。我上幼儿园时就经历过体罚和殴打。那时候年纪小，精力旺盛，午休的时候总是睡不着觉，于是老师就让我们几个不睡觉的小孩在墙角做深蹲。那时候我才5岁。上小学的时候就更厉害了，没交作业的排队打手背。注意，不是打手心，而是手背。我们老师亲口说过，手背比手心疼，他要让我们“长记性”。至于语言上的侮辱和谩骂更是数不胜数。上课回答不上问题就会被说成“脑子里有花岗岩”，同一道题反复做错就会被说成“弱智”“无药可救”等等。家里不给红包的学生会被安排到教师后排，班干部都会给家里有钱并且愿意包红包的学生。

我在这里就不继续列举了。我今天想说的是，无论在哪个国家，教师都是一个先天就具有专制色彩的职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处于绝对弱势的小朋友，他们手上掌握着，对于学生来说巨大的权力。我们都说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那教师们对于学生的权力是不是也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呢？如果各位加入过所谓的班级群或者家长群应该有所体会，现在的那些家长，在老师面前，比在单位领导面前还低声下气。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今天这个局面？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所有人反思。

缪可馨走了也有些时日了，我想套用约翰·多恩的布道词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没有人是自成一体、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欧洲就减少。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十分钟读懂政治光谱

Tue, 16 Jun 2020 00:00:00 +0000

许多出生在新时代的后浪们可能并不了解，就在不远的几十年前，我们国家还会以“左”和“右”来划分人群。而这里所说的“左右”是一个政治学指标，它被广泛地用于划分每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的国民议会中既有皇室贵族、宗教人士，也有新兴资本家和城市手工业者。前者坐在议会大厅的右侧，支持君主制和天主教会；而后者则坐在大厅左侧，支持共和制，反对教会独裁。从此，在政治上，那些主张维护现行体制、反对激进改革或革命的人被称为“右派”；而主张打破现行体制，支持激进改革甚至革命的人就被称为“左派”。

我们在面对这24字的核心价值观时，可能并没发现，“自由”与“平等”实际上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因为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由于人们各自在背景出身、家庭教育、社会机遇等各方面的差异，不平等会无法避免地产生。而这种不平等，是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加剧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而如果要人为地抑制这种自然的不平等趋势，以促进“人人平等”局面的形成，就必须对社会整体的自由度加以限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社会永远无法兼顾自由与平等，但是，这两种价值确实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因此，在自由与平等这对相互矛盾的价值中，认为自由高于平等的人，可以笼统地被划为右派；而那些反过来认为平等高于自由的人，就可以大致被划为左派。例如，在一条从左到右的一维坐标轴上，推行“全民医保”的奥巴马，肯定会位于一上任就宣布废除该法案的特朗普的左侧。

时间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一维坐标轴已不再能准确地反应人们的政治立场。例如，人们通常会将斯大林放在坐标轴的左端，而将希特勒放在右端。然而这两人在许多政策的主张上却是非常相近的。这就体现出传统一维政治坐标系的缺陷。因为一个人完全可能在经济上是左派，而在政治上却是右派，斯大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希特勒在政治上都是极右，二者的分歧主要在经济上。

为了弥补传统一维坐标轴的缺陷，人们又引入了一条纵向的坐标轴，将政治坐标系扩展到了二维。在这个二维平面的坐标系中，横轴代表经济，纵轴代表政治。横轴的左侧代表经济上的平等主义，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整体的贫富差距；右侧代表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是解决大多数问题的良方，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纵轴的上方代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主张通过较为严厉的法制来约束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下方代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价值才是最终目标，而国家只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手段。

在二维的政治光谱中，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由横坐标和一个纵坐标构成的点。这个点越接近哪个方向，就表明这个人对哪一种主义的认同越强烈。这样一来，斯大林同志便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即经济极左、政治极右；而元首在这里，经济中间偏右、政治极右。从这张图上我们不难看出，一味将元首判定为“极右”其实是不准确的。

这种二维的政治坐标系通常被称为“政治光谱”，它是政治学上的一种量化工具，用于标度每个人在政治和经济立场上的倾向。如今，你只需要抽出十分钟时间，做一张测试问卷，就能大致找到自己在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以及哪些历史名人会是你的知音。

在历史上，关于政治光谱，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众所周知，当今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汇聚了该国左派和右派的各界精英，即民主党偏左、共和党偏右。但这一局面在一百年前与现在刚好相反。民主党在建立之初其实是一个保守的右派政党，它主要代表美国农场主的利益。因此民主党在19世纪中期通过法案强制驱逐印第安人，发动美墨战争，获得大量土地以供农耕。在南北战争中则支持奴隶制，以维护成型的农业体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主党获得南方各州的支持。然而，自从1930年代以来，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小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后推行“新政”以挽回美国经济，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左倾的做法，成为了日后民主党的主要政策走向。于是，民主党从一个保守的右派政党逐渐变为一个激进的左派政党，直至今日。

而如今的共和党在建立之初却是一个主张进行经济改革的左翼政党，同时反对奴隶制。共和党的第一位总统就是亚布拉罕·林肯，他的上任称为南北战争爆发的直接诱因。直到1980年代里根总统上任后，现代共和党的政治立场才最终定型。但在一百年后，共和党已经转变为一个代表白人、男性、中老年人、农民和低学历人士的保守的右翼政党。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有趣的互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党派政治的某些本质。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如今一提到纳粹，我们便会下意识地将它归为极右翼。但如果我们看一眼纳粹的全称——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它在一开始也是一个代表工人利益的左翼政党。至于纳粹的历史，以及希特勒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艺术生蜕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元首，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们这期节目主要介绍了一些关于政治学的常识，如果你对这类话题还有兴趣，可以自行搜寻相关资料进行阅读。

我是谷月，感谢收听收看《格物志》，我会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不妨订阅我的频道，或者给我点个顶，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弗洛伊德事件与美国的种族歧视传统

Sat, 13 Jun 2020 00:00:00 +0000

弗洛伊德事件的前因后果

2020年5月25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位名叫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非裔美国人在被逮捕的过程中被一名当地的白人警察过失杀害。这一事件成为一场全国性暴乱的导火索，美国各州相继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和平游行发展成了暴力的打砸抢烧，各地都出现了商店被暴徒打砸并洗劫一空的恶性事件。

故事的起因还要从20天前的“弗洛伊德事件”说起。5月25号晚上8点，位于美国北部的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阿波利斯市（嗯对，就是东哥被曝出“性侵丑闻”的地方），一家便利店的店员拨通了911报警电话。根据警方公布的通话记录，店员在报警时说，一位非裔男性在店内结账时使用了假钞，但被这位店员发现。店员要求他归还所购买的香烟，却遭到拒绝。

这位使用假钞的非裔美国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乔治·弗洛伊德。他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今年46岁。2009年，也就是距今11年前，弗洛伊德曾因持械抢劫被判入狱，并在德州监狱服刑5年。出狱后，他搬到了明尼苏达州，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餐厅当了5年的保安。直到最近，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失去了工作。

在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迅速赶到现场。警察赶到时，弗洛伊德仍在事发的便利店附近没有离开。根据报警店员的描述，当时的弗洛伊德“醉德不省人事”，并坐在了自己的车里。警方的执法记录仪显示，当时坐在车里的除了弗洛伊德之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人。一名警察用枪指向弗洛伊德，令其将手放在方向盘上，弗洛伊德遵从了他的命令。之后，在场的另一位警察将弗洛伊德拉出车外，并给他戴上了手铐，期间，弗洛伊德曾有过几次反抗。之后，弗洛伊德坐在路边，警察对他进行了简单的讯问，并告知他因为使用伪钞被捕。

之后的情形被路人用手机拍摄下来：弗洛伊德在被警察带往警车的途中突然跌倒，还说自己有幽闭恐惧症。此时，本案的另一位主人公，也就是44岁的白人警察德里克·迈克尔·肖万（Derek Michael Chauvin）乘另一辆警车抵达了现场。根据检方事后对肖万的起诉状记载，4名警察数次试图将弗洛伊德押上一辆警车的后座，但是弗洛伊德故意跌倒、歪斜着站立，还不断说自己不能呼吸。然后，肖万在两名同事的帮助下，将弗洛伊德拉入警车。

晚上8点19分，肖万将弗洛伊德从警车的右后座拉出，三名警察同时将他按倒在地，肖万用左膝顶在弗洛伊德的脖子上。身边的同事曾经询问是否应该将弗洛伊德翻过来，但都遭到了肖万的拒绝。就这样，肖万用膝盖压着弗洛伊德的脖子长达数分钟的时间。执法记录仪显示，期间弗洛伊德一直在挣扎和呼救，但肖万对此置若罔闻。根据诉状，肖万跪在弗洛伊德脖颈处总计8分46秒，在弗洛伊德没有反应之后仍然持续了2分53秒，直到8点27分才挪开了他的膝盖。救护车到场后，警察将弗洛伊德抬上担架。但不幸的是，抢救并没有成功，当晚9点25分，医院宣告了弗洛伊德的死讯。

由于肖万在这起事件中的表现极其冷酷，且事发的全过程都被在场的围观群众用手机拍摄下来，因此事件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开来。5月26号，也就是弗洛伊德死后的第二天，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后与警方发生冲突并演变为全国性暴乱。除美国以外，抗议的风潮还席卷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他国家。人们打出“我不能呼吸”的标语，以此表达对弗洛伊德的同情，以及对美国根植多年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的不满。

虽然此次暴动的发生也与新冠疫情导致的全国性失业潮，以及两党的总统竞选运动有所关联，但种族歧视问题确实是美国社会的一大顽疾。要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峻的种族问题，还要从美国独立之前的殖民地历史说起。

美国的种族歧视传统

1492年，当哥伦布的船队初次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这片土地上的种族冲突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冲突首先爆发于欧洲殖民者和北美原住民之间。由于双方在科技水平和身体条件上有着巨大的悬殊，北美的绝大多数原住民要么被欧洲人杀死、要么被欧洲人带来的病菌病死、要么被从自己时代生活的土地上被赶走。这也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美国的“黑历史”之一。

然而，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国的种族歧视，其实指的并不是欧洲人对原住民的歧视，而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这里的有色人种其实和白人一样，也是外来族裔。他们抵达北美的时间，与欧洲白人也就是前后脚区别。这些种族之间除了肤色和文化以外，唯一不同的就是移民的先后顺序。这里开一个脑洞，假如第一批抵达北美的殖民者不是欧洲的白种人，而是东亚的黄种人，那么今天美国种族歧视的顺序可能就会颠倒过来。当然历史没有如果，我打这个比方的目的只是想让各位理解美国种族歧视的本质。

尽管包括华人在内的其他有色人种也是美国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但不得不承认，美国种族歧视最主要、也是最尖锐的对象还是黑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非裔美国人，例如这位。假如你以后到了美国，最好不要习惯性地称呼这些人为“黑人（Black）”，而要严谨地称呼他们为“非裔美国人（African American）”，否则你将可能会受到“政治正确”铁拳的无情打击。

与其他族裔主动移民北美大陆的情况不同，如今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祖先，都是被动地移民到美洲的。在欧洲人热热闹闹地开辟新航线的同时，非洲大陆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各个部落或族群之间往往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点恰恰被欧洲人利用，他们通常会拉一艘空船到非洲，花点小钱从当地的一些部落那里买来一些奴隶塞进船舱。这些黑奴通常都是部落战争战败一方的俘虏。欧洲人用船将黑奴运到“新大陆”，换来一船“新大陆”的农副产品（例如茶叶、咖啡或是烟草），再将这些东西运回欧洲，高价卖出。这是一个完整的贸易闭环，也就是我们中学历史书里说的“三角贸易”。

“三角贸易”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北美殖民地早期的经济模式高度以来劳动力。像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加工这些产业，都需要用到大量的劳动力。由于欧洲移民本身人数就少，而且工资也高，因此从非洲运来的黑奴就成了殖民地种植园主们的不二选择。毕竟他们力气大、吃得少，并且价格便宜、关键还是一次性投资，作为生产资料来说，可谓性价比极高。

这就很好地说明了美国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峻的种族歧视问题。因为对那些殖民地的种植园主及其后代来说，黑人不是人，而只是他们花钱买来的工作机器，是庄园经济生产资料的一部分。你会不会对你们公司办公室的电脑产生共情？当然不会。那你可能会说，黑奴毕竟不是机器，他们至少看上去和我们并没有多大差别，大家都是人，为什么那些庄园主就那么狠心呢？这些问题在当下当然成立，但在几百年前的古代，那时候中国的省部级高官还会被太监用木棍活活打死呢。时代不同，人的观念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当然也不同。

这种以蓄奴的方式进行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庄园经济一直存续到了19世纪。尤其在农业发达的南方各州，庄园经济几乎成为各地的支柱性产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美国的南方就是个“大农村”。而与南方的“大农村”相对的，是北方日益崛起的城市工业。从古至今，城市一直都是先进思想最先萌芽和传播的地区，因此在19世纪的美国北方，残酷的奴隶制几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这是意识形态的方面，在经济方面，北方同样拥有反对蓄奴的理由。众所周知，城市工业和种植园农业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对劳动力有着巨大的需求。北方人肯定不愿意像南方一样使用奴工，于是他们开始鼓吹解放黑奴，因为一旦南方的黑奴被放出来了，北方的工厂将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就这样，当时美国的北方各州一面通过发展现代工业而变得越来越富裕，一面又老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批评南方的奴隶制。就这样，南北双方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要知道，在美国成立之初，南北双方就在联邦政府的组织形式上有过分歧。当时的南方更偏向保守的自由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小政府“，尽量减少政府对私权的干预；而北方则更偏向激进的联邦主义，主张建立一个”大政府“，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福祉。在南方人看来，北方人尽是一群自视清高的暴发户。他们本来对《宪法》的内容就不太满意，现在则更是想要远走高飞。

1860年，新成立的共和党在大选中获得多数席位，其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也成功当选总统，南方彻底失去了在新联邦政府中的话语权。于是，被称为“深南七州（Deep South）”的七个州宣布脱离美利坚联邦，组建了自己的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南北战争一触即发。

尽管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的原因极为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有关解放黑奴的争论是导致内战爆发的直接诱因。虽然战争最终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南方种植园里的黑奴终于得到解放。但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当下正在发生的全国性暴乱，都早在南北战争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祸根。美国绵延百年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并未就此结束。黑人虽然在国家层面获得了与其他种族同等的权利，但系系统性的歧视仍然存在，并持续至今。

我今天这期节目主要讲的是美国种族歧视的起源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歧视的具体情况和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美国这个国家始终无法摆脱种族歧视及其衍生问题的阴影。下至今天的全国暴乱，上至南北战争，都与种族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种族问题如何演流变、激荡，直至引发一次又一次的骚乱，以及黑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奋起反抗，就是咱们后面节目的内容了。

后续

听了上面这些内容后，很多人可能又要开始批评美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美国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搬出这些陈词滥调了。但我想说的是，你可能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而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

美国这套政治制度已经相对平稳地运行了两百多年。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不断地踩坑、纠正再踩坑，他们的政治制度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地打磨和完善，拥有了许多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纠错机制。5月26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宣布停职涉事警察；5月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弗洛伊德事件展开调查；5月29日，德里克·肖万被明尼苏达州刑事侦查局逮捕；6月3日，德里克·肖万被以二级谋杀罪正式起诉。目前审理工作仍在继续。

在过去的20天里，美国各地的部分警察，以单膝下跪的方式向和平示威运动表示支持。我前面也提到过，乔治·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个有着多次案底的“社会不良人士”，而他使用假钞的行为在美国也确实是犯罪行为。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洗白警察暴力执法的行为，也不足以抹消美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的事实。那些走上街头的绝大多数和平抗议的人们，也并非要为一个罪犯做辩护，他们想要的，只是改变美国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尚且严重的现状。

我是谷月，感谢你收看《格物志》，我会在这档节目里尽我所学厘清历史与社会。如果你觉得这部视频还有点意思，请给我点个顶，或在评论区留下你自己的想法，我们下期再见。

视频素材

CBS Evening News - Derek Chauvin charged with third degree murder in death of George Floyd
CBS Evening News - New video shows Minneapolis police arrest of George Floyd before death
CBS News - 4 Minneapolis officers fired after arrest of man who later died
CNBC Television - Scenes from protests, riots across the U.S. after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Sky News Australia - The Left has tried to define deadly US riots as ‘peaceful’ protests
The New York Times - How George Floyd was killed in police custody_visual Investiga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 Thousands March to the White House _ George Floyd Protests
TODAY - 4 Minneapolis Officers Fired After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Police Custody
VICE News - Cops Are Taking a Knee. Not Everyone Is Convinced
VICE News - George Floyd Prote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Calling for Racial Justice
大明王朝1566.EP01.2007
act.tv - Systemic Racism Explained
CCTV纪录 - 《历史的拐点·下西洋》第一集梦断大明
Mrs. Martinez - life of a plantation slave
Newsy - Remembering Chinese railroad workers
Shotgun BomBom - French Defensive from American Natives Attack
Anthony Hazard -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What too few textbooks told you
Vox - Why the US celebrates Columbus Day
WatchMojo.com -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Yesterday Today - 43 Haunting Photo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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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School - The Statue of Liberty for Kids Famous World Landmarks for Children

当我们反对“感恩教育”时，我们究竟在反对什么？

Wed, 11 Mar 2020 00:00:00 +0000

2020年3月7日，《长江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在全市开展感恩教育，形成强大正能量”的文章，披露了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在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视频座谈会上关于对广大市民及党员干部开展以“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为主题的感恩教育的指示。该文一经刊出，立即引来舆论哗然。人们纷纷指责武汉政府在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将宝贵精力投入到如此“细枝末节”的工作中。在人民的一致声讨中，相关媒体悄然将该文章撤回。

但文章的撤回并不意味着“感恩教育”的结束，抑或说，此次“感恩教育”的偃旗息鼓并不意味着所有“感恩教育”的绝迹。相反，在中国自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感恩权力”或“感恩国家”的文化一直都是最大的“正能量”。只要这种文化及其所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数不尽的“感恩教育”就不会真正消失。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人误将上述“感恩文化”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所谓“儒家思想”，并就此展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批评。然而在我看来，这些人似乎在革命的最开始便找错了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

首先，他们所批评的”儒家思想“究竟指的是哪种思想就很成问题。战国时期的孟子，这位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几乎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的”亚圣“，在许多问题上就已经与后者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何况儒学上下绵延2000多年，其流变程度堪比忒修斯之船，要将“儒家思想”统而论之，并扣上“封建礼教”的帽子加以攻击，实属“找错了敌人”。那些攻击儒学的人，似乎只能看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而看不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内容之丰富、流派之众多，尽被这些”进步“的攻击者们”统一”成了落后腐朽的模样。

其次，儒学之所以会在近现代以“落后腐朽”的模样示人，自身内容的丰富性与攻击者的蓄意“归纳”固然各有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封建帝制的霸道本性。中国的封建帝制是一个高度注重实用性的体系，对中国的封建帝王来说，凡是有利于维系统治的，皆可拿来一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各派学说无论最初有多么迥然不同的主张，最终都会在权力的倾轧下变得高度同质化。换句话说，即使汉武帝时在思想领域取得胜利的不是董仲舒的儒学，而是黄老、阴阳或其他流派的学说，后来的历史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事实上，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孟的儒学已经想去甚远，前者为了迎合权力的需要，已经褪去了太多“不合时宜”的棱角。

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攻击的“敌人”到底是谁？或者换一个问法，中国源远流长的“感恩文化”究竟源自哪里？这正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如前所述，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封建帝制一直在玩“外儒内法”的把戏，即表面上遵从儒学道德以增添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实质上却无时无刻不践行着法家的残酷驭民术，那么培育出“感恩文化”的罪魁祸首就应该是“内法”而非“外儒”。至此，问题的答案就很明显了——我们在反对“感恩文化”的时候，真正反对的应该是封建帝制及其“法家”心法，而不是被其披在身上充当外衣的无辜的“儒家思想”。

“感恩教育”及其背后的“感恩文化”都是历久弥新的封建帝制的一部分，它们不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自然地归于消灭。如果我们始终找不到真正要反对的东西，“感恩教育”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赫然写在《宪法》第一条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有“感恩教育”。

这个世界不需要英雄

Tue, 21 Jan 2020 00:00:00 +0000

2019年12月底，谷歌照例公布了去年的年度词汇——“英雄（Hero）”.这或许和过去一年上映的众多超级英雄电影不无关系，但在这个充满混乱与焦虑的时代，呼唤英雄也确实会成为人们的选择之一。因为历史毕竟只是过去事件的缩略记录，难免会给人一种“英雄史观”的错觉，所以越是善于“以史为鉴”的民族，越会在自身无法应付的历史关口前，翘首期盼英雄的出现。就像拿破仑之于法国、希特勒之于德国，尽管二者为各自民族留下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遗产——前者留下了伟大的《法国民法典》、并将法国的自由与民主精神遍撒欧洲，而后者则留下了恐怖的战争与屠杀，并使德国化为一片废墟——但他们无一不是被自己的人民亲手推上的英雄宝座。

每一部英雄史诗——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都离不开两个要素，即懒汉与野心家。人民天生便具有将眼前的复杂局势交给一名能力超群的英雄来解决的倾向。毕竟公共事务复杂而多变，其处理过程充满了枯燥的盘算，相较于参与其中并耗费自己的精力与时间，人们更愿意投身于短暂而刺激的“公审大会”或“造神运动”。至于无聊的公共事务，交给英雄就好。填补这种“懒汉需求”的便是野心家，他们总是带着不切实际的“救世计划”进入公众视野，并向人们许诺一个流淌着奶和蜜的美丽新世界。众多野心家中，总会有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会被人们选中，成为应对危机、带领人民前往新世界的“领袖”。

翻遍史书，懒汉与野心家的默契配合无不以悲剧收场。因为复杂而多变的公共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即使有，也不是一小撮高居庙堂的“领袖”们所能想出。公共事务的解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关注、讨论、投票、请愿等都是参与的方式。这是公民在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应当尽到的基本义务。懒汉们无视除纳税以外的其他公民义务，转而寄希望于“英雄”于“领袖”的出现，最终只会招致野心家，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身为一个尚未走出此类悲剧的古老民族的我们，更应当铭记历史的教训，拒绝充当自食其果的懒汉、拒绝满嘴美好愿景的野心家，与其他公民一起打拼、真正尽到一位公民的义务。这才是真正的“以史为鉴”。“公审大会”与“造神运动”固然精彩刺激，但公民不能沉浸于这种虚假的参与感、止步于肉欲上的的满足。伟大的民族必然需要伟大的公民，而懒汉们永远无法实现“民族复兴“

2019年是个多事之秋，我隐约嗅到了人类文明周期性衰落的味道。在这场无法避免的衰落中，哪些民族会走入沉沦、哪些又能度过难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人的勤劳与勇敢是值得骄傲的，他们能在体制的重重阻碍之下创造出世界第二的经济奇迹。但正如前总理温家宝所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进行到底。30年前的枪声使全民噤声，也使中国的改革步入了“改无可改”的尴尬境地。但人们的沉默并不代表他们选择充当懒汉，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永远不是英雄，而是所有人抛弃“主义”、研究“问题”，共同努力，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负起责任。

我的手机铃声是美国乐队 Family of the Year 为一部年更剧集写的一首插曲《Hero》，它的歌词很好地表达了年轻一代拒绝宏大叙事，但热情地迎接未来生活的精神。

Let me go, I don’t wanna be your hero. I don’t wanna be your big man, I just wanna fight witheveryone else. You’re a masquerade, I don’t wanna be a part of your parade. Everyone deserves a chance to, Walk with everyone else.

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承受着远超其负荷的生存压力。房价畸高、公司压榨、食品毒害、环境污染，加之愈发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保将空，这些压在中国年轻人身上的重担没有一个是可以被“英雄”轻松解决的。我们受够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宏大叙事，在即将到来的复杂时代面前，这些口号显得无比苍白。在这样的艰难境地中，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英雄”的出现。抑或说，我们自己才能做自己的英雄。

雪花的“正义性”与“屋子里的大象”

Mon, 09 Dec 2019 00:00:00 +0000

近年来，随着勒庞所著《乌合之众》在阅读界的流行，中文社会掀起了一场污名化“大众”的浪潮。人们似乎从勒庞那缺乏逻辑连续性和实证支撑的“论述”中，找到了“管制”大众舆论的合法性。本着“带着论点找论据”的精神，一系列大众舆论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于是，“舆论吃人”的论点开始被“舆论”本身所接受，形成了一派“自废武功”的奇特景致。

事实上，舆论并非全无“恶行”，雪花也并非全然“正义”。中国自古便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等典故，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舆论的“原罪”也被空前放大，使得原先仅能作用于熟人社区的“三人”“众口”变成了具有巨大破坏性的“雪崩”。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雪花的“非正义性”仅在其所身处的“个案”中才能成立。要在更普适的层面上探讨雪花的“正义”与否，就必须突破“个案”的桎梏，发现舆论之所以作出“恶行”的更本质原因。

纵观历次中文社交媒体上的“舆论风波”，不难看出大众舆论先天便具有的三个“原罪”——多元性、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多元性，是指因社会个体在社会背景、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的，大众舆论与生俱来的多样性。然而，仅具有多元性的大众舆论不仅不具有“雪崩”式的破坏性，还能促进公众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讨论，使人们在与不同意见的交锋中深化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弥合因个体差异而产生的矛盾。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大众舆论的“多元性”构成了其“中立性”的基础，不仅不是“原罪”，反而应是“原善”。

因此，“雪崩”的发生主要缘于大众舆论的另外两个“原罪”，即反复性与破坏性。所谓反复性，是指随着有关事件的信息的不断披露，舆论主流立场所发生的前后反复。由于公众对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大多投入了一定感情（这种感情既可源于对相关事件当事人的共情，又可源于对“公共认识”的认同），所以主流立场的每一次反复都会加剧公众对事件“反派”的义愤。如此一来，舆论的破坏性便在这种情绪累积的过程中不断加大。倘若舆论最终的矛头指向了“正确”的“反派”，则舆论便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善事”；而倘若该矛头指向了“错误”的“反派”，则“三人成虎”的悲剧就会上演，最终导致“雪崩”的发生。

判断一个结果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这与公众注意力先天便具有的短期性相冲突；加之“正义”的标准本身便具有多元性，使得空泛地讨论雪花的“正义性”变得毫无意义。要降低舆论引发“雪崩”的几率，就必须从舆论的反复性与破坏性着手，在不奢求舆论“行善”的前提下，让舆论尽量少“作恶”。

大众舆论的反复性缘于相关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或不真实。因此，提高信息披露的速度与信度是减少舆论反复的最佳途径。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离不开独立而自由的新闻媒体。后者不仅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有效发声渠道，化解因信息流通受阻而不断积累的不满情绪；还可以为社会热点事件及时而准确地披露信息，使舆论不至于因信息的不对称而摇摆反复。可以说，具有广泛公信力的新闻媒体可以充当大众舆论的“润滑剂”，最大限度地降低舆论的反复性和破坏性，使“雪崩”化解于未然。

如今，针对大众舆论的社会作用，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舆论的三个“原罪”决定了其只会导致“雪崩”式的言论暴力，因而具有“非正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舆论可以在公力救济失灵的情况下，自发地“主持正义”，因而具有“正义性“。前者在妖魔化大众舆论的同时，无视了前文所述导致或加剧舆论“作恶”的深层原因；而后者则过于理想化，赋予舆论本不该被赋予的使命。无论哪种观点，都忽略（或选择性忽略）了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前者忽略了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后者则忽略了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衡作用。

中文互联网上充斥着低质量的“谣言”和对各类群体的“网络暴力”，人们似乎逐渐背离了互联网“连接人”的初衷。造成这一现状的部分原因，正是正规媒体公信力与独立性的丧失。弱势群体失去了有效的发声渠道、社会公众失去了可靠的信息来源，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恐惧与焦虑之中。于是，义愤与戾气开始蔓延，而那些屡屡出现在社会热点事件中的“反派”们——无论是否真的是“反派”——便成了发泄的出口。因此，争论“雪花是否正义”无非隔靴搔痒，问题的症结如同屋子里的大象，聪明人都知道它的存在，只是不愿说出罢了。